二〇二五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折射全球经济结构之变

　　2025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3位经济学家：乔尔·莫克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评奖委员会指出，他们的研究共同深化了人们对“技术进步如何驱动经济增长”的理解，揭示了创新机制、制度安排与长期生产力之间的深层联系。

　　其中，莫克尔通过技术史与经济史的交叉研究，阐明了持续经济增长所依赖的知识积累、文化环境与社会制度条件；阿吉翁与豪伊特则在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理论基础上，构建了严谨的数理模型，清晰展现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通过创新实现动态增长的路径。

　　自1968年设立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已颁发50余届，近百位学者获此殊荣。作为诺奖体系中唯一聚焦社会经济研究的奖项，它不仅表彰理论突破，更常被视为对全球经济现实的一种回应与反思。

　　今年的获奖主题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正是因为世界正站在全球化进程的拐点：在“去全球化”趋势加剧的背景下，创新是否仍能成为增长的核心引擎？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产业链分工逻辑，能否在竞争与合作之间找到新的平衡？

　　诺奖从来不只是学术

　　诺贝尔经济学奖并非封闭的学术仪式，其颁奖方向多次与全球经济的重大转折同频共振。

　　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陷入“滞胀”困局，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的政策之争日益尖锐。1974年，哈耶克与缪达尔获奖，标志着学界对“制度约束”与“自由市场”之间张力的重新审视。这并非“站队”某一学派，而是回应现实对政策框架重建的迫切需求。

　　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高歌猛进，罗纳德·科斯与道格拉斯·诺斯因产权理论与制度经济学获奖。他们强调，清晰的产权界定、有效的交易规则和制度效率，才是长期增长的关键。这一选择清晰传递出一个判断：在全球资源整合的浪潮中，竞争已从资本规模转向制度质量。

　　2008年金融危机后，金融稳定与债务治理成为焦点。此后多位获奖者的研究聚焦市场失灵、信息不对称与监管设计，反映出一个共识：在全球金融自由化加速的背景下，制度建设必须跟上市场创新的步伐。

　　这些案例表明，诺奖的学术判断，始终与全球经济结构的演变紧密联动。

　　去全球化正在削弱技术进步的土壤

　　“创造性破坏”是熊彼特提出的重要概念，意指经济增长并非源于存量积累，而是旧技术、旧组织被新事物结构性替代的过程。企业唯有在开放竞争中面临被淘汰的风险，才有动力追求技术突破与模式革新。

　　而创新的持续，离不开制度保障：包括市场准入的自由、落后产能的有序退出机制，以及公平透明的交易环境，而非依赖保护主义或财政补贴维系既有格局。自20世纪70年代资本全球化加速以来，产业创新所需的制度支撑，已从单一国家内部扩展至全球协作体系。

　　然而，2025年年初，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重启“对等关税”、强化本土产业补贴，全球产业链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分化压力。通过行政手段推动制造业回流、限制关键技术跨境流动，表面上是对美国产业“空心化”的补救，实则暴露了更深层的结构性失衡。

　　自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主导美国经济政策以来，制造业大规模外包，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导致研发与生产环节严重脱节，“重研发、轻制造”成为美国产业的独特症候。当前政策试图以关税壁垒“逆向修复”这一断层，却未触及创新与制造能力割裂的根本症结。

　　去全球化未必立即削弱美国的技术优势，但它正在破坏全球创新赖以生长的开放生态。历史经验表明，真正的技术跃迁往往发生在知识自由流动、跨领域深度协作、市场多元开放的环境中，而非封闭割裂的孤岛之中。

　　诺贝尔经济学奖虽非预测工具，却常如一面棱镜，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结构性挑战与变革方向。

　　在增长放缓、地缘分裂、技术竞争加剧的新阶段，2025年的奖项将焦点重新拉回“技术-制度-创新”这一经典三角关系。它所传递的，不仅是一次学术肯定，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制度之问：

　　在全球合作日益脆弱的今天，我们能否重建一个既鼓励竞争又保障知识共享，既尊重主权又支持跨国协作的创新治理体系？

　　答案，或将决定下一个十年全球经济的命运。

　　（作者系伦敦大学亚洲和非洲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