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婧：只有观世界才有世界观

　　在北京工业大学，常婧老师每学期的思政课，常会从第二节开始突然变得“抢手”：教室第一排的座位要靠抢，之后的上座率、抬头率也居高不下。有学生带着专业课作业进来，但最终没有翻开。有一回，连一个日常在宿舍打游戏、睡觉的男生也跟着室友来上课，身边人觉得这“太新鲜了”。

　　与之形成反差的，是每逢第一堂课，100多个学生只是随课表上课，习惯性地扎堆挤在后排。用常婧的话来说，第一节课只有一个“不过分”的目的：改变学生对思政课“无趣”的印象，让他们从零开始学。“扭转”的决心化作一种压力，开课前一天的晚上，她总是失眠，会在脑海中反复推演每一个细节。

　　这个38岁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负责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几门课程。在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到来前，学生们已经通过手机教学软件收到她发来的问卷，里面是一长串问题：你对思政课的印象是什么？对一门精彩的思政课有几成期待？你还记得中学阶段学了哪些知识吗？能否在不查资料的情况下列举3个知识点？希望本学期得到什么收获？期待老师怎么讲？当下，人工智能的发展冲击着几乎所有知识领域，她的思政课也不例外。因此，问卷中还加入了这些新问题：你有使用AI的习惯吗？用什么工具？你觉得AI的冲击体现在哪些方面？

　　对于课程，不少学生一开始没抱有太高期待。一个学生直言不讳：“考试难编，上课难听。”学生们都认同思政课确实有意义，而常婧要摘掉的，是另一副“有色眼镜”：不仅有意义，这课还可以上得“有意思”。

　　在追问中获得真正坚定的信仰

　　常婧是一个5岁孩子的母亲，却最警惕“妈味”和“说教味”，时常自省避免出现“好为人师的职业病”，不愿给年轻人提建议。她说，如果自己张嘴就是“你要如何”“应该如何”“我们那时候如何”，从一开始的姿态就错了，学生的心门就关上了。

　　她谈到自己一个重要的教学理念——“人机区分”。机器只要输入代码就能生成结果，“它从来不会追问主人为什么输入这行代码，它不需要理由，可是人需要”。她反思，如果思政课只给学生提供结论，而不提供理由，学生们自然会觉得课程很“高”很“远”。

　　她不吝表达，习惯密集性输出。“我太珍惜我的课堂了，每一分钟都有它的使命。”她将自己的上课风格概括为“走迷宫”，每一个主题都像是“打开一个通道，让学生走进去，我在出口等他们自己走出来”。学生们像走迷宫一样，在追问和思考中获得真正坚定的信仰，“这样的‘信’才是经得起考验的，因为每个路口的抉择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常婧在故事里讲信仰，讲完朱德漂洋过海、历经艰辛，最终在中共旅欧支部坚定入党的故事，她看见学生们若有所思，她相信，学生紧锁的眉头、严肃的表情，都是有思考、有感悟的表现。

　　课前，她给学生做“一周时评”，讲国际关系、时事；她还举办课堂辩论，探讨人工智能时代政治和科技“谁服务于谁”，争论信息时代我们离真相更远还是更近；在一个叫“健心房”的课堂环节和班会上，她和学生聊人际关系、焦虑疏解等。她希望自己的课堂永远不脱离公共话题讨论，学生们要走出信息茧房和原本的偏狭理解，用“探索的、审度的方式”对待世界。

　　常婧总是强调“只有观世界才有世界观”。“维特根斯坦强调过，哲学不仅仅是逻辑论证，更重要的是提供一个看待事物的新视角。我想带给学生这样一个新视角，让学生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和追问。在这个答案唾手可得的时代，会提问是更关键的。”她说，“会发问的人，对答案更笃定”。

　　她曾问经管类专业的学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有什么区别？大部分学生答不上来，而她觉得学生们需要站在更高的视角上理解自己的专业，“要有专业意识，但又不能太有专业意识”。于是，常婧的备课轨迹变成了学科间的横跨、“绕路”。

　　刚来北京工业大学任教，她经常去旁听理工科的课，“补数理思维的短板”，理解理工科学生们不喜欢漫谈、要有明确目标导向的特点。知识要学得杂，“外交、军事都得懂”，因为很多学生是军迷，“珠海航展上的战斗机比你（教师）都熟，会拉着你复盘俄乌冲突中每场战斗的得失”。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学生，她会啃下专业书，把自己变成一个“经济学人”；带法学专业的学生就又把自己带入“法律人”的角色，不断追问正义。

　　在一堂面向法学专业学生的思政课上，常婧问：你们觉得一个法学生最重要的职业素养是什么？学生们每说一个词，她就在黑板上写，最后写了满满一黑板：思辨、善良、清醒、操守……有学生也是在这次课上改变了“凑合学法学”的心态。她会在课程中提醒不同专业的学生，要寻找自己的职业理想并坚定走下去。她喜欢指着校徽上的“Technology”说，我们校名里虽然有技术，但这里不是技校，别只来学技术，把大学上窄了。“你的大学你做主，这4年，学会做自己的主理人。”

　　“人心最重要”

　　教师圈流传着一句克服紧张的秘诀，“把台下的学生当萝卜白菜”。对此，常婧并不认同。这位“迷宫建造者”有野心：不把迷宫设计得“千人一面”。她说，自己上课时会把每一个个体及其背后的家庭当作“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试图通过学生的专业、性别、爱好、成长轨迹来理解他们的话语体系。“画群像，更要画个像。”她告诉来探讨教学的年轻教师，这种理念也是她从教7年还能保持激情的原因，每个学生都是全新的、不同的。“他们带着独一无二的轨迹进来，审视着你的三观，观察着你的为人，怎能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怎敢不交付最大的真诚？”和记者聊起教育使命感，常婧经常忍不住用反问句。

　　常婧不仅在课上谈论工作意义，也聊生命、关系、死亡，这是让很多学生没有预料到的。他们事后告诉常婧，没想过“这些是思政课上该思考的问题”。常婧觉得这恰恰是思政课的使命之一，“宏大叙事离不开个体体验”。“（思政课）不只解决思想问题、信仰问题，还得解决学生的个人问题。”她向记者解释，“人心最重要”。

　　常婧的信箱时常被学生的来信“挤爆”。她如数家珍地展示，截至2024年年底，信箱总共收到了12967封来信，一部分手写来信摞成堆、放满一张办公桌，“后来纸质版太多了，我就转线上（用教学软件接收）了”。这是她觉得能覆盖学生“个性”的方式，学生们坦陈自己在课上的收获和思考，有学生说常婧像个摆渡人，将自己“渡向选择多元、路径多元、未来多元的成人世界”。同时，学生们也像发现一个可以私语的树洞一样，倾诉着各自的烦恼。

　　常婧很警惕停留在表面的功夫。她认为，“和学生站在一起”不是简单地说“大家可以什么话都跟我说，我愿意和学生们做朋友”，而要真正理解他们，有时甚至要把自己的内心“剖开”给学生看。有学生毕业时，会专程来请常婧拨穗，说她是大学里“唯一走进心里的教师”。常婧觉得，思政课教师和学生之间，可以不仅停留于一门课程，产生形式化的“弱连接”，而是能够搭建起触动内心的“强链接”。

　　2022年，常婧开始担任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新生的班主任，她给这些学生的微信备注是“亲学生”。她会每两周举办一次“双周论坛”，论坛是研究生主题班会与“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读书会”的结合。如今，论坛已举办了32次，“我们经常（思想）交锋到晚上10点半以后”。她记得在第二次“双周论坛”上，自己抛出的问题是：“思想何以影响人？人何以影响人？为什么00后要读《共产党宣言》？”她向学生解释，读原著的前提是基于一个共识：人的思想和悲喜一样能够相通，可以跨越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