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火》：全民抗战 浴火新生

　　1938年深冬，桂林城在日寇的狂轰滥炸下化作一片火海。巴金站在月牙山上，这位以笔为剑的战士目光穿透“半个天空的黑烟”，凝视着这座正在被烈焰吞噬的城市。火光映照着他坚毅的面庞，也照亮了他手中那叠辗转万里、沾满硝烟气息的稿纸。他深吸一口气，再次俯身，继续书写那部在战火中孕育、在流离中成长的长篇小说《火》。

　　跨越五年辗转万里，在炮火与流离中诞生

　　巴金创作《火》的过程，堪称一部在铁与血中写就的抗战文学创作史。1938年5月，广州城上空敌机盘旋，爆炸声此起彼伏。巴金就在这“几乎每天都有空袭”的恐怖氛围中，于轰炸的间隙，在临时栖身的陋室里，写下了小说的前三章。

　　每一次凄厉的警报响起，他不得不中断思绪，匆匆收拾稿纸，躲进阴暗潮湿的防空洞。洞外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和房屋倒塌的声音，洞内是摇曳的烛光和作家紧锁的眉头。这种在死亡威胁下抢写篇章的坚韧，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以文化抗战、以笔为枪的生动缩影。

　　4个月后，当巴金从战火纷飞的汉口冒险返回广州，准备续写第四章时，战局已急转直下。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兵锋直指广州。城市危在旦夕，巴金被迫再次踏上流亡之路。他怀揣着未完成的手稿，如同保护着珍贵的火种，在混乱中撤离。

　　同年12月，他抵达桂林。然而，安宁只是短暂的假象。12月24日，桂林遭遇了惨烈的第四次大轰炸。那晚，巴金站在高处，目睹了全城陷入火海的炼狱景象，“黑烟中闪动着红光，红的风，红的巨舌”，吞噬着房屋、街道和无数无辜的生命。空气中弥漫着焦糊的气味，哭喊声、爆炸声交织。就是在这样令人窒息的环境中，在摇曳不定的烛光下，巴金强抑着悲愤与恐惧，再次提笔，让笔下的人物在虚构的世界里继续战斗。这种直面惨淡、于绝望中坚守希望的精神，正是《火》这部作品最深沉的力量源泉之一。

　　1940年7月，巴金辗转至已成为“孤岛”的上海。租界的相对宁静并未带来真正的创作自由。日伪势力的渗透、无处不在的监视和搜查，像无形的枷锁。他只能在租界的夹缝中，在高度警惕的状态下，艰难地继续《火》的创作。环境的压抑和内心的焦灼，使得写作时断时续。

　　最终，为了寻求一个相对安全稳定的环境完成这部心血之作，他再次启程，远赴昆明。直到1943年，《火》的第三部才在西南联大所在的昆明最终定稿。这部跨越5个年头、辗转万里、在炮火与流离中诞生的作品，其创作本身就是一场与时间赛跑、与死神角力的生命接力。

　　一幅波澜壮阔的全民抗战文学画卷

　　“让它烧吧，中国人是烧不尽的，中国人的心是烧不死的！”《火》第一部中，青年知识分子面对上海闸北漫天大火时发出的这句怒吼，如同一声惊雷，贯穿了整个三部曲。巴金通过3条相互交织又各具特色的叙事线索，构建起一幅波澜壮阔的全民抗战文学画卷。

　　第一部《火》，聚焦淞沪会战至上海沦陷这段血与火的岁月。故事的主角是一群原本生活在安逸环境中的知识青年，如冯文淑、朱素贞、刘波等。战争瞬间摧毁了他们原有的生活轨迹，将他们抛入残酷的现实。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投身于伤兵医院的救治工作，在血肉模糊的战场上学习包扎与安慰；他们深入难民收容所，面对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同胞，竭尽全力提供帮助。

　　正是在这些具体的、充满血泪的救亡实践中，他们完成了从懵懂青年到抗战战士的觉醒与蜕变。冯文淑毅然放弃相对安稳的生活，决心投身更前线的战地服务，她激昂地宣告：“我知道在这个大时代中，我们不应该看重个人的情感，我们要参加民族解放的神圣战争！”这代表了整整一代青年在国难当头时的共同选择。

　　第二部《冯文淑》，将镜头拉向广袤的内地战场。冯文淑等人加入战地工作团，深入大别山区。这里的抗战图景与都市截然不同。他们面对的不仅是日寇的威胁，还有闭塞的环境、落后的观念以及动员民众的艰巨任务。小说生动描绘了他们如何克服困难，通过演讲、演出、识字班等形式，点燃普通农民心中的爱国热情。这一部分展现了抗战的群众基础，强调了人民战争的伟力。

　　第三部《田惠世》，则将视野转向相对稳定却又暗流涌动的昆明大后方。故事围绕基督徒知识分子田惠世展开。他秉持着博爱与和平的信念，在战火纷飞中独力创办并苦苦支撑着《北辰》杂志，试图在混乱中发出理性的声音，守护文化的火种。与此同时，第一部中的主要人物如刘波、朱素贞等也汇聚于此，继续着他们的抗争与思考。这一部着重探讨了在持久战中，不同信仰在民族救亡大背景下的碰撞、融合，以及知识分子在文化战线上的坚守与困境。它揭示了抗战不仅是军事的较量，更是精神与文化的持久战。

　　巴金笔下的人物，绝非简单的符号，而是承载着丰富民族精神的鲜活载体。在这些角色身上，跃动着巴金对“火中凤凰”这一意象最深刻的诠释，中华民族的个体生命，在战火的残酷淬炼中，经历着毁灭与痛苦，但他们的精神却在牺牲与抗争中升华，如同浴火重生的凤凰，展现出一种不可摧毁、愈挫愈勇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正是民族得以延续、最终胜利的根本保证。

　　“中国人的心是烧不死的”

　　巴金对《火》的定位非常明确，他直言这是一本“宣传的书”。在1940年为《烽火》杂志撰写的卷头语中，他的声音无比坚定，如同战鼓：“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摧毁的。”这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通过《火》中无数人物命运和抗争故事所传递的核心信念。这些薄薄的纸页，承载着千钧的重量，穿越封锁线，传递到前线将士、后方民众、流亡学生的手中，将一个个孤立的个体生命与整个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在精神层面构筑起一道炸不垮、摧不毁的钢铁长城。

　　穿越80余载的岁月烽烟，《火》这部诞生于民族危难之际的作品，其生命力并未因战争的结束而消逝。它如同那只在烈火中涅槃重生的凤凰，其精神价值在历史的淬炼中愈发璀璨夺目。

　　今天，当我们重读《火》，苏州河畔那句“中国人的心是烧不死的”呐喊，依然铮铮作响，穿越时空，激荡人心。巴金以生命熔铸的这部抗战史诗，早已超越了他自谦的“宣传之作”的范畴。它升华为一个民族在存亡绝续关头的精神图腾，一部以血与火写就的民族心灵史。

　　《火》所燃烧的，不仅是一个时代的抗争激情，更是穿越时空、烛照后世的不灭精神火焰。它永远提醒着我们，民族之魂，历劫不灭；信仰之光，生生不息。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