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从海外“追”回文物，分秒必争

　　中国迄今发现的最古老帛书——子弹库帛书，经历过一段漫长的“搁浅”。这些战国时期写在绢帛上的文书，1942年在长沙东南郊子弹库土坡的一座楚墓中被发现，又在4年后被盗运至美国；直到今年5月，其第二、三卷才回归故土（子弹库帛书分3卷，此次回归的《五行令》和《攻守占》为第二卷、第三卷——编者注）。

　　作为目前出土的唯一战国帛书，它比马王堆汉墓帛书早约300年，来自世界各国的几代学者执着地对它展开跨国、跨世纪的研究。古文字学家曾宪通曾说：“几乎没有一件中国文物像它这样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而且对它的研究历久不衰。”来自遥远故土的千万双眼睛，从未离开过它。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政欣正是注视它的人群中的一员。他参与的文物追索工作里，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穷尽现代文明的方式，让流失文物有尊严地重返故土。在霍政欣看来，中国的流失海外文物追索工作正在变得更主动，“每年都有一些标志性文物返还”。而子弹库帛书则是中国主动追索历史上流失重点文物并取得成功的典型案例。

　　霍政欣说，文物追索工作是一场“持久战”，需要一代代人共同努力。他常告诉身边的年轻人，“要多些耐心”，但他也强调，文物追索同样需要“分秒必争”。

　　十年

　　2015年春天，霍政欣受邀录制一期关于章公祖师像追索的节目后，主持人白岩松和他约定，“等文物回归，我们再做一期节目”。10年后，这个约定还没能履行。在追索工作中，挫败比子弹库帛书这样的成功更常见。

　　“我们做了很多（文物追索）的案子，但是最后能实现（文物）回归、被公众看到的，其实是凤毛麟角。”霍政欣的学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青年教师陈锐达说。

　　事实上，与“年”相比，“小时”是他们工作中更常见的时间单位。通常来说，一件流失文物的拍卖消息是一条追索的重要线索。从获知消息到文物上拍卖台的短暂时间内，中国文物追索团队就像在完成一台手术前的多科室会诊：依据历史、文博专家构建的“非法流转证据链”，法学专家需要快速研判，出具法律意见。

　　霍政欣是带领团队“与时间赛跑”的那个人。2019年，曾伯克父青铜组器追索中，团队提交法律意见书用时不到24小时。他提到，一些国家的国内法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这也意味着，如果有买家拍下流失文物，会给追回文物增加更多难度。

　　因此，理想情况是，在文物被摆上拍卖台前就将其拦截，陈锐达将这个过程描述为“生死时速”。在他参与的文物追索工作里，最紧急的情况是“两个小时后答复”。

　　在文物追索团队的工作，有时让陈锐达想起在律所的实习，“团队在讨论时，其实绕不开一些法律的基本问题，方法论是接近的，这可能是一些共性”。不同的是，做律师要考虑“怎样为当事人争取更大的利益”，而文物追索工作的复杂性在于，他总要站在“国家大事”的角度想问题，需要考虑文物回归背后，国家之间的关系，“你做的每一件事，你完成的每一个案子，都会对后面的文物追索工作产生影响，甚至对整个国际趋势产生影响”。读博期间，陈锐达参与“国家大事”，在这份“急”与“慢”交织的工作里锤炼，他明显感受到自己的成长。

　　陈锐达认为，师生们在做“不是立马就能见效的事情”。他难以用语言形容，“好多年前我们写了一份文件”，到未来某刻真的推动了一件文物的回归，会有怎样激动的心情。

　　“追”了文物16年的霍政欣，对“急”的理解不止在一件件紧急任务里。他感受到个人精力的衰退，想尽可能在自己年富力强的时候促使更多文物返还，但他也很清楚，文物追索“我们这一代人肯定完成不了”。2014年，霍政欣就参与起草旨在推动非法出境被盗文物的保护与返还的《敦煌宣言》，那时候“做的人还很少”；而10年后主持起草《关于保护和返还殖民背景下流失或通过其他非正义、非道德方式获取之文物的青岛建议书》（以下简称《青岛建议书》）时，他身后有了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教师、学生。

　　与时间的另一场赛跑是与证据消失竞速，霍政欣太明白及时开展溯源调查对文物追索的意义。以子弹库帛书为例，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零从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研究子弹库帛书，多次往返中美两地，历时40余年完成了对它的“身世”调查。依据李零关于子弹库帛书的溯源及流转历史研究成果，中国国家文物局于2023年年底就子弹库帛书的非法流失形成扎实完整的证据链，经多番沟通与协商，最终实现子弹库帛书第二、三卷《五行令》《攻守占》的回归。

　　霍政欣坦言，能碰到李零那样完整、系统的研究非常难得；越往后，找到流失文物来自中国、非法流出的证据会越来越困难。

　　正义

　　在文物回归的几种形式中，“依法索回”的受关注程度曾一度不如国家购买、民间购买和捐赠。这让霍政欣痛心，他说，中国人竞拍、花高价买回流失文物反而会让西方拍卖机构正中下怀。监测拍卖线索追索文物的方式，他同样认为相对被动。

　　近年来，中国在文物追索方面的探索变得更为积极主动。2019年，国家文物局专门成立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2024年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明确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是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主责单位，同时规定其有权依法会同有关部门开展追索工作，搭建了非法流失文物追索的工作机制，同时还规定“国家对于因被盗、非法出境等流失境外的文物，保留收回的权利，且该权利不受时效限制”。

　　“时效限制”曾一度阻碍文物追索团队的施展。目前，国际上开展流失文物追索返还的主要法律依据，是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以下简称《1970年公约》）。

　　这意味着，《1970年公约》生效前因战争劫掠、盗掘、非法转让及走私等不法原因或不道德手段被转移出中国国境的文物，即历史上流失文物，不在公约约束的范围内。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国际私法研究室主任李庆明直言，“实际上中国大量的文物都是在1970年之前就非法流失到国外去了”。2024年文物保护法的修订，正是通过国内法突破时效限制，为历史上流失文物追索提供了法律支撑。

　　在国际上，纠正历史、道德返还也越来越得到认可。李庆明认为，虽然有时效限制，但《1970年公约》对非法流失文物持有国施加了压力，为文物流失国带来了一定道义和舆论优势。2024年，中国联合18个文物原属国联合发布《青岛建议书》，进一步鼓励各国和文物持有者认识到殖民获取的非正义性，鼓励各国及相关机构在文物保护、研究、返还及后续利用等方面加强对话沟通与互动合作。

　　2024年4月，美国国际法学会第118届年会召开，会上专设了“中国被掠夺的文化遗产：历史的不公与当前的困境”论坛，霍政欣在论坛上发表演讲。令他意外的是，观众中有美国学者和官员，也有来自国际组织以及欧洲、非洲和亚洲的众多学者与官员。他发现，主要殖民背景文物持有国也在积极制定和修改相关政策措施，推动殖民背景文物归还问题的妥善解决。

　　霍政欣认为，在文物追索返还中，双边合作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也是“主动”的体现。子弹库帛书返还的前提是2009年中美两国政府签署的《中美限制进口中国文物谅解备忘录》，以及中方和《五行令》《攻守占》持有机构——美国史密森尼学会的双边谈判。

　　他指出，文物返还领域的稳定合作已经成为严峻复杂的中美关系的一个亮点。双边合作“针对性很强、可操作性强”，难点则在于需要一个个国家突破。李庆明将之形容为“通过合作的返还和通过返还的合作”，“让对方既感受到压力，也感受到我们的诚意与善意，通过合作促成返还，返还后进一步在研究方面和其他领域加强合作”。

　　“不是所有的中国文物都要返还，历史上大量的中国文物通过正常贸易运到西方，是文明交流的纽带。我们追索的是非法流出的文物。”霍政欣指出，这些文物的返还，是纠正不正义的侵略战争的必要举措。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他呼吁日本尽快返还侵华期间劫掠的文物。

　　师徒

　　陈锐达无法以历史研究者的口吻解释子弹库帛书的重要性，但当他谈到帛书“流失到海外的时候，甚至都没有被公开展出过”时，带着一时略失理性的委屈。

　　他的老师年轻时也有类似的不忿。2009年，还是一名国际法青年学者的霍政欣得知，世界知名拍卖公司“佳士得”在法国巴黎拍卖1860年英法联军自圆明园掠走、流失海外多年的鼠首和兔首铜像，这是他关注文物追索返还的起点。

　　“当时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政府相关部门的表态，都说这是英法联军劫掠的中国文物，应当返还。我很不解，既然应当返还，为什么对方不返还？”从这个学术疑问起步，霍政欣了解到，当时国内几乎无人做这方面的研究，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数是用一种民族情感在代替理性的法律作回答，就说这是被强盗抢走的，理应返还，但实际上对于国际条约和国内法研究还是比较浅的”。

　　在认知里建立起文物回归与国际法研究之间的关系，即便对于法学专业的学生来说也是一道难题。本科期间，陈锐达上过霍政欣的国际私法课，霍政欣是公认讲课很好的教师，会在课堂上穿插着讲一些自己在流失文物追索方面的研究。陈锐达对他的研究领域好奇，找来他写的专著《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法律问题》，但不太能看懂。

　　“一开始我会很好奇，文物追索工作跟国际法有什么关系？以为这是一个外交事务，大部分情况下可能通过外交协商就可以实现，那国际法发挥了哪些作用？”陈锐达说。更何况，没有研究基础的人在法规里甚至“看不出来文物两个字”。

　　直到加入霍政欣团队，开始做一些基础研究后，陈锐达才慢慢发现：文物追索是一个需要由国际法来解决和提供支撑的。

　　霍政欣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解释，他们需要证明一件文物在何时间阶段以何种方式流出，违反了当时中国的什么法律，流入另一国家，又违反了当时该国的什么法律。“经常要把中国民国时期的法律找出来作研判，有时候有些国家历史上的法律都找不到。”

　　研究早期，陈锐达会陷入对某个法律问题“无解”的痛苦。霍政欣提醒他，误区在于“先入为主，带入了中国法律视角去理解日本法”。团队里像他一样的年轻人在实战中理解，文物追索“不是一个机械适用法条的过程”。

　　这对师徒身上有很多相似之处：霍政欣一直认为法学要解决社会问题，不满足于只做理论研究；陈锐达学习法学是为“匡扶正义”，他坦言自己受导师影响很大，文物追索工作实际上也是在“某一个领域维护公平正义”。陈锐达毕业后在大学任教，还坚持在霍政欣的团队参与文物追索，并凝聚更多人加入。

　　更多年轻人的加入，为团队带来了不同学科的视角，他们也有了人手去持续关注和分析国外文物追索的动态。陈锐达说，团队有了经验传承，追索工作会越做越好，“当我们接到任务的时候，可以立刻反应，应该从哪方面入手”，迅速且有效的反应，为其他环节争取了更多时间。

　　这对师徒都提到了“个人的幸运”，这恰好是文物追索领域两代国际法学者的人生轨迹：前者的十余年学术生涯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快速提升，文物追索能力不断增强，“自己的研究在此过程中正好能够发挥作用”；后者的学业遇上中国文物追索的“黄金期”，得以接触大量案件，这期间也是世界流失文物返还的新浪潮。

　　归来

　　霍政欣“10年之约”的主角章公祖师肉身坐佛像，追索案件虽然胜诉，但判决仍处于域外执行阶段，霍政欣对它的回归持乐观态度。该案开创了民间通过民事诉讼追索流失海外文物的新途径，但它的耗时耗力让霍政欣认为，与更多国家签订和实施双边协议才能提高文物追索效率，“找准路径，中国文物能够实现加速回家”。

　　今年5月，《1970年公约》第八届缔约国大会在巴黎举办，中国首次当选为缔约国大会主席国。霍政欣在很多场合提到，这表明我国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贡献度、影响力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今后中国在《1970年公约》的相关讨论事项的设定、大会议项议程的设定，都将有更多话语权，所以我想中国在本领域就会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他也指出，中国在文物追索机制解决方面也在继续探索和创新。5月30日，《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签署仪式在中国香港举行。国际调解院由中国等19个国家共同发起，是专门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国际法律组织。霍政欣一直期待，国际调解院日后能够把国家之间的文物追索纠纷纳入调解范围。

　　围绕流失海外文物的数字化复原正在加速突破。今年1月召开的甘肃省文物局长会议透露，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数字化复原项目已获取海外藏高清图片10万余张；山西太原的天龙山石窟博物馆已利用三维扫描技术，将流失海外的90多件天龙山造像数字化复原，并实现11座主要洞窟的数字复建；河北邯郸的响堂山石窟完成对6件流失海外近百年的造像和造像残件的3D打印复原……

　　霍政欣认为，数字化复原是推进文物追索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努力，“不是数字化回归”。陈锐达告诉记者，文物追索团队的工作也涉及数字化复原中采集数据的知识产权问题。他认为，在文物回归的条件还不成熟时，数字化复原能为国人提供更多途径来了解这些文物，但“恢复历史正义”的追求没有改变，追索工作的核心还是在于文物所有权的回归，这代表非法流失文物持有国“对历史不法行为的承认”。

　　陈锐达见到自己曾参与追回的天龙山石窟佛首、曾伯克父青铜组器的方式，和其他参观者并没有什么不同——在公开展览中、在人群里。这位推动文物回归的“功臣”之一，往往需要压制住喜悦才能静静观赏。参与文物追索之前，陈锐达本就是个逛展爱好者，在未来的博物馆展览中见到子弹库帛书《五行令》《攻守占》和更多未回家的文物，现在都在他的计划清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