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众 新文艺 新故事

　　“谁”在创造新大众文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大众写、写大众、大众享用，大众由原来的欣赏者变成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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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新大众文艺”迅速破圈。“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在文学领域，大众写、写大众、大众享用，大众由原来的欣赏者变成参与者。

　　“谁”在创造新大众文艺？最近，在一场关于新大众文艺的讨论中，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庆祥作为主持，提出了这个主题。

　　不必赘述，这个“谁”不是个体，而是一个整体，即人民大众。他们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参与文学艺术的生产、传播，改变和塑造一个时代的文艺形态和精神状态。文艺大众化的新浪潮令人动容，也引发我们思考：是什么造就了今日的繁荣景象？新媒体技术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它的未来将走向何方？

　　杨庆祥把新大众文艺放在一个“短历史语境”中来讨论，“那么多写作者、研究者，很共情、可共鸣，这一定与当下密切相关”。

　　既然是新大众文艺，创造者肯定是“大众”，再问“谁”，似乎显得有些多余。但在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岳雯看来，“大众”概念具有复杂性与流动性，定义因领域而异。“在文学界，它是扎根生活的底层力量写照；在影视界，它与流量共筑传播热潮；在网络文学，它是数字原住民的鲜活代言。”

　　就像“盲人摸象”，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领域看到大众的一部分。那他们有什么共性？岳雯的观点是——人设化与人物化的合拢，即他们是虚拟符号与现实人物特质的混合体。快递小哥在书中写的依然是快递小哥，但书中的虚拟人设和现实中的真实人物是否完全统一？恐怕还需要更多观察。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刚说，事实上，“大众”一直都在。之前的“素人写作”，一度被理解为体力劳动者在写自己的经历。于是，曾有人提出一个有趣的假设：假如1987年余华没有发表《十八岁出门远行》，而是写了《我在海盐当牙医》，这算不算“素人写作”？

　　因此，新大众文艺的文学，并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底层写作”或者“素人写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晓琴回忆起自己在2000年左右大学刚毕业后，就在互联网论坛上写小说，“按现在分类属于穿越小说”。“如果仅仅把新大众文艺局限于‘底层写作’，就狭隘了。我也是大众，我也在创作，我现在还喜欢在朋友圈写诗。”张晓琴说，她更愿意将新大众文艺定义为“一种时代的精神状况”和“一种文艺存在的形态”。

　　《新华文摘》文艺评论主持、编审陈汉萍补充道：“创作主体是双向的：一方面包括保安、保洁员等素人作者；另一方面也涵盖专业作家的大众化。”

　　“谁”在创造新大众文艺？这里的“谁”，不仅是作者，还包括媒体、市场、读者，等等。在新大众文艺的生产过程中，每个元素都是“谁”的一部分。

　　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音认为，数字技术的发展正影响着新大众文艺，让其生产、传播、消费发生全方位变革，“不仅作者和读者难以区分，生产和消费也难以区分”。新大众文艺的传播既承载着延安以来的历史能量，也暗含构建自主文化体系、彰显文化自信的时代诉求。

　　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大先跳出文学，从经济与美学的双重维度分析。从经济维度，新消费主义让消费回归本真；从美学维度，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促成了“个人与集体”“精英与大众”，甚至“人类与AI”等多元要素的深度融合。

　　中山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教研室主任王威廉坦言，“外卖诗人”王计兵的写作就使用了AI工具，“AI技术已经深度介入，新大众文艺的背后是技术文化崛起的过程”。

　　在这个“每个人都能××5分钟”的时代，王威廉想讨论新大众文艺创作者的“可持续性”。新大众文艺重视身份经验与短期共情，作者需敞开自我获取关注；而精品文学更强调创作的持续性与作品本身的价值。“他们能否再进行进一步的写作、精品文学的写作？”这将是一个需要时间来解答的问题。

　　“新大众文艺想呈现的是生活化的美学、独特的生活经验，让我们看到生命的多样性。”王威廉认为，新大众文艺让文学重返公共生活，专业写作者与素人写作者良性互动、经验互补，同时，未来将走向虚拟社会与人机共生的文艺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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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了14份工作，从未放弃写作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陈宇龙 记者 蒋肖斌

　　普通人的写作正在补足无数种人生在文学世界的空白。

　　在陈朴的家乡——陕西宝鸡的一座书城，陈朴的新书《从修剪工到群众演员》占据书架一角。他在书里写道，曾经在这家书城批发部做了5个月打包、送货的工作，文学幻想未曾间断，“在心里暗暗发誓，有一天一定要出一本书，摆在这座书城的展厅里”。

　　这本非虚构新书是陈朴青年时期打工10年、换了14份工作的记录。他去过广东东莞、陕西咸阳、江苏常州的工厂，在制造业重镇留下手印；也在家乡干过汽车装潢店员工、司机、小商品批发部员工等工作，在地方经济的业态里腾挪。他说，只是想记录下它们，作为一份资料，亦写给内心。

　　每段工作经历里，都有支撑他的“文学时刻”：2004年，在东莞的网吧，看到自己网络投稿的诗阅读量超过1300；2009年在大学当保安，休息时间脱下制服，在图书馆电子阅览室里登录博客写诗，后来还进了文学社，成了“名誉社长”；2011年第三次进厂前，常州的一位诗友开车接他，两人聊全国各地活跃在博客上的“代表性诗人”。在为生活四处奔波的日子里，因写作换取的稿酬、结识的朋友，让他在工友面前有了自信。

　　陈朴很早就开始读非虚构作品，真实的人生比小说更能带给他震撼，让他把所有经历看作人生财富。他对国内外名作如数家珍，“每一本都可以给我强大的人生安慰”，其中，最喜欢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的《遗产》。而真正启发他动笔写下自己故事的，是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胡安焉是另一个变换不同职业、在网络上进行文学创作的写作者，这本书一经出版便获得好评无数。

　　陈朴感受到，快递业快速发展的背后，是一个新职业群体的积累，而此前尚未有人为他们而书写，这是《我在北京送快递》畅销的原因。现在，普通人的写作正在补足无数种人生在文学世界的空白。

　　因为担心读者的审美疲劳，陈朴的书放弃了原书名《我在大学做保安》。他还提出在封面打上“新大众文艺诚意之作”的字眼。在陕西《延河》杂志上，他关注到关于“新大众文艺”的讨论，此后一直持续地关注这个概念被国家级刊物、名人学者重视。这些年，“素人作家”“草根作家”等标签都曾风靡一时。他认为，“新大众文艺”对他来说，首先是一种身份上的认同，其次才是创作题材上的分类。

　　陈朴无法组织学术性语言加入这场讨论，但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解释了自己出书的执念从何而起：他身边，一些70多岁的农民作家也希望加入作协，“有的人写了一辈子，写得也不好，也没名气，但是就想出一本书”。

　　“我的父亲写了十五六万字散文，到现在也没出一本书。”在陈朴的家乡，坚持写作的普通人都希望“给自己一个交代”。有的不会用电脑，到打印店把自己的作品印成一个册子，这也算是“交代”。他觉得，这些非职业写作者的作品汇聚在网络，是“新大众文艺”被看见、被讨论的数量上的前提。

　　在打工的岁月里，陈朴一直生活在一个虚拟、平等、热闹的“文学宇宙”。在大学的电脑前，他暂时忘记生活的一地鸡毛、对校园里恋人相拥场景的羡慕，他热情地给全国诗友写诗评，回复其他人给他的留言。当时在学校认识的中文系科班生，已经放弃了文学理想，但仍然在基层学校从事后勤工作的陈朴，还在坚持写作。

　　2017年，陈朴与诗友的文学阵地已经变成了微信公众号。老友像以前那样为他新写的诗歌《宽恕》写评论，有人认为他的诗写得空泛、含糊，也有人觉得这是他“个人创作史上的某种突破”。

　　在一个村小当保安期间，陈朴读到波兰诗人切斯拉夫·米沃什的诗《礼物》，突然很受触动，于是写下了《宽恕》。他写道：“……正如暴风雨来临前/一只觅食而归的蚂蚁/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另一只空手而归的蚂蚁。”勤勤恳恳、曾在这所学校当过副校长的父亲，就是那只“觅食而归的蚂蚁”。陈朴用一个充满诗意的相遇，希望为自己的平凡祈求一份理解。

　　今年，他把曾尝试过的14份工作，在《从修剪工到群众演员》里“存档”，唯独不包含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份：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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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工诗人”离开矿山的10年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陈宇龙 记者 蒋肖斌

　　内容和形式最与时代大众相近的时段，就是文学最繁荣的时段。

　　10年前，聚焦工人诗人群体的纪录片《我的诗篇》问世，陈年喜被导演认为是影片里“观众最喜爱和最有感触的”一位主人公，他粗粝的嗓音、诗句，与矿洞里的爆裂共同构成奇观。

　　事实上，那恰好是他矿山爆破工生涯的一声尾音。纪录片片尾交代，他因颈椎病严重接受手术，不能再从事这份工作；后来又确诊了尘肺病，2024年的一档视频访谈节目里，他有时连续说几句话就会剧烈咳嗽。

　　现在，文学重构了这个曾经的爆破工的生活秩序，他在周末被邀请到长三角、北京等城市，出席各个文学对谈活动，往往又趁夜色赶火车回到陕西丹凤县的老家。当交往对象不再是炸药，他在城市里“对生活的实践产生很不同的理解”。他把矿上的日子比作“与整个文坛割裂”，现在则处在“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偶尔走近又保持着某种距离”——他满意这样的状态。

　　在诗集之外，《微尘》《一地霜白》《人间旅馆》等散文集、非虚构故事集陆续发表，陈年喜保持了创作的持续性。10月，他惊喜地发现，自己的书在“微信读书”上，有4本的网友评分达到了“神作”。不过，这并不代表他可以不再为生计发愁，最近，他在微博上卖老家的香菇和天麻。

　　西湖文学院在11月9日揭牌成立，陈年喜也受邀参与一场关于“创作与生存”的对谈。他透露自己遇到了瓶颈期，“原来的矿山生活和家乡生活，都写得很够了。如何打破我个人的写作素材或者写作方式，我一直在考虑、迷茫”。他随后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自己并不介意仍被大众认为是“矿工诗人”，不过既然投身全职写作，自己一方面需要更加考虑读者与市场，另一方面则要“努力寻找自己的（写作）原料”。

　　在这场对谈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作家梁鸿谈读陈年喜作品的感受时，也讲到“素人写作”与“职业写作”的关系。“他的散文虽然来自个人的生命体验，但也超越了个人的生命体验，他写的是人类共同的生存状态、困境、情感状态，在这种意义上，陈老师就是个专业作家。”梁鸿指出，应该谨慎地使用“素人作家”这个词，这仅用来说明一种社会现象。事实上，专业指的并非“只靠写作吃饭”，而是具有足够的理解生活并用语言描述的能力。

　　今年，关于“素人写作”和“新大众文艺”的讨论正盛，陈年喜也参与了《星星》诗刊的一次讨论，探讨如何打破文学期刊读者与大众诗歌读者之间的隔离与壁垒。

　　陈年喜以《诗歌，本是大众的事业》为题，提出一个观点——“内容和形式最与时代大众相近的时段，就是文学最繁荣的时段”。他向记者解释，今人与唐人都不拒绝唐诗，原因在于其“除了形式的美、高度创造和艺术自由，它写到的流离、困苦、喜怒哀乐，也属于我们每个人，那是一种实景”。

　　陈年喜向写作者呼吁，寻找不同群体对诗歌阅读需求的共性，让诗歌回到现实、回到生活和人心现场，同时也要观照人类未来，好让多年后的人们“从诗歌中看见我们这个时代的细节与影像”。他说，虽然世界日益多元，每个人都在“细分市场”，但根本性的问题永远共通。

　　近年来一批写真实经历的“新大众文艺”作品广受欢迎，陈年喜的作品也参与其中，他相信每位写作者都会关注和思考这股潮流。他认为，读者对这类作品的阅读兴趣，说明了“个体永远单薄贫乏”，人生无论如何丰富，毕竟历练有限；向文学求索，才可以看到更广袤的生活和生命。

　　陈年喜在不同场合表达过同样一个观点：“文学并不高高在上，它就是生活本身。”写出生活和生命的丰富性、复杂性，而不仅仅是高光时刻，才完成了文学的精彩。“我们阅读今人与古人的作品，总是试图从中找到自己的生活与生命，找到那个共通与共鸣的点。”陈年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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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柳云：希望像蜗牛一样活着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蒋欣雨 记者 蒋肖斌

　　我每写完一本书，都感觉自己重新生长了一遍，也希望里面的每一个人都能重新生长一遍。

　　在王柳云的第一部作品里，她将自己的前半生归纳为“青芥人生”。青芥指青萝卜、青榨菜，她在书中写道：“它平凡到不被想起，但又内含辛辣、倔强与坚毅，去病抗逆为家常便饭，由来那么简单且执着生生不息。”

　　作为一个从“泥土”里成长起来的作家，她像是石缝里的种子，身上既有“与土地相连”的自然质朴，又有“破土而出”的勇敢坚韧。近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了王柳云。

　　从小生活在乡村，王柳云对于自然有着敏锐的洞察。“小时候看见一块石头、一点阳光，我就高兴得不得了。我愿意一整天坐在沙滩或草地上，对着一株草也可以看半天。这是一种天性，我一定要把我看到的画出来、写出来。”

　　闲暇时，王柳云喜欢在客厅窗边侍弄花草，让自己沐浴在阳光里。如今的王柳云，允许自己“被阳光晒透”。可对于曾经的她而言，阳光也有照不见的角落。在《青芥人生》中，她曾描述自己经历了“黑暗的少年时代”。

　　1966年出生于湖南新化农村，清贫的家境、父亲的残疾与母亲的严苛，让她从小习惯独立，也锤炼了坚韧的品格。在困顿的岁月里，她做过很多工作，服务员、保洁员、工人……她用劳动为自己赚取踏实的生活，而读书是她“修补灵魂”的方法。

　　王柳云热爱读书，尤其热爱古典文学，视传统文化为珍宝。“要从经典中汲取养料。”她说，自己曾读《红楼梦》残卷读到“不舍得放手”，能对书中典故信手拈来，也读《史记》《春秋》《诗经》。王柳云在书中写道：“读《诗经》里的故事，我感觉自己的烦恼都消耗殆尽了。”她信奉“读书是为了明理”，而读书，也能改变命运。

　　正因如此，王柳云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求知若渴”。年少时，她从县城破旧的图书馆借阅《童年》《我的大学》等书。后来，实在没办法读书的时候，她坦言“自己曾拿着女儿的一本《新华字典》读了一阵”。“一开始读书是无意识的。”王柳云说，“后来我慢慢地形成了一些认知，发现读书能够解决很多问题，读书的过程像是在与人‘对话’。”

　　读书同时孕育了王柳云的“文学生命”，写作，是她为凿穿“生活壁垒”而寻到的另一个“出口”。“要感谢我多年的经历，我才能够深层次地理解那些人生的境遇。”或许正因自己亲身经历过，她才能写出那样一个充满磨难而始终生机盎然的“人间”。

　　在王柳云笔下的“人间”里，每一个人物都灵动、鲜活，有着丰满的血肉，扎根现实的土壤。她将自己称为“小人物”。“我自己就是一个小人物，我不可能写一个大人物出来。”王柳云说。在《走过那片海》中，她着墨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芸芸众生，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今年年底，她即将出版的新书《花飞》同样也观照“小人物”的命运。“在这本书里我写了12个非虚构的小人物，包括我的母亲、姑妈、姐姐、邻居等人，他们都生活在农村。我写他们经历的酸甜苦辣，写他们怎样度过艰难的日子。”

　　在互联网的助推下，如今越来越多人认识了王柳云这位“素人作家”。除了那些与王柳云有着相似境遇的人，很多年轻人也从王柳云的作品中受到鼓舞。在《青芥人生》的评论里，有网友将王柳云称为“精神贵族”，有人写道：“她的人生，低落至尘埃也唱着歌，再开出花来。”正如著名评论家李敬泽在谈到“新大众文艺”时所说：“生活直接介入文艺，文艺深刻介入生活。”王柳云的创作源于生活，又反过来影响着更多人的生活。

　　王柳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传递力量：“我希望让作品里面那些痛苦的人、活在最底层的人‘走出来’。我每写完一本书，都感觉自己重新生长了一遍，也希望里面的每一个人都能重新生长一遍。”

　　走出来后，又该如何？“像蜗牛一样活着。”王柳云说，“以前我很讨厌蜗牛，总觉得蜗牛很弱小。但现在我太喜欢蜗牛了，虽然它背着沉重的壳，穷困潦倒，但它能以自己的方式活着，自在又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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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大众诗歌：人人可诗，诗为人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一个文化群体正在被培育，他们释放的创造力，将会是全民诗歌的创造力，最终会带来诗歌的繁荣。

　　无论是田间地头的劳作身影，还是城市地铁的匆匆背影，无论是边疆哨所的风雪，还是外卖小哥手机里的家书——你读到了吗，这些真实的生活片段，如今都成为诗的一篇。专业诗人与业余爱好者同台朗诵，外卖员、厨师、农民、工人、学生、教师都是主角——你发现了吗，这些你我身边的普通人，现在都有了写诗的勇气和“天赋诗权”。

　　近日，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主编李少君说，“新大众”的精神内核，正是“人人可诗，诗为人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新大众文艺范畴中的诗歌，“新”在哪里？

　　李少君：这些年来，文学在有些时候背离了文学的本质，比如说，为写作而写作，为修辞而修辞，这也是产生很多抄袭问题的原因之一。新大众诗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回到了诗歌的本质，或者说文学的本质。文学的本质，是有生活、有人生，然后有感而发，自古以来皆是如此，古人称之为触景生情，或者说睹物思人。触景生情的“景”，其实就是一种现场感。

　　新大众诗歌的诞生与发展，有其鲜明的社会背景：首先是新的时代。新的时代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教育的普及，带来文化的普及、诗歌的普及。其次是新的技术。曾经的文学体制是比较“精英化”的、分层级的，但现在有了新媒体、新的传播渠道，诗歌可以直接在网络传播。最后是新的意识，包括文化自信、平视世界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就你的观察，近年来，新大众诗歌呈现怎样的面貌？

　　李少君：以中国诗歌网为例，这个网站创立于2015年，迄今已有10年。很多新大众诗歌的代表人物，包括王计兵、温雄珍等，都是中国诗歌网早期的活跃分子。这个网站规则简单，只要注册成为会员，就可以自己发表作品，目前，已有60多万注册用户，每天会更新3000多首诗歌。从某种意义上，诗歌写作已经普及化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大约10年前，“工人诗歌”也曾受到关注，后来又渐渐沉寂。现在的“新大众文艺”中，诗歌又占到很大比例，这两者之间的传承和差异是什么？

　　李少君：工人诗歌的沉寂有一些原因，最主要的就是“打工潮”的退却。过去的工人诗歌比较集中在南方，比如东莞，曾经有那么多的打工者，后来因为当地产业升级、转换等，这个群体就会减少、转移。过去的工人诗歌集中在制造业，新大众诗歌的作者就分散到了各行各业。

　　工人诗歌兴起时，互联网发展尚早。虽然已经有了一些网络论坛可以发表作品，但文学体制还是牢牢掌握着话语权。现在则不同，很多出名的诗人，客观来说并不是传统的文学期刊发现的，而是在新媒体传播中“出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新大众文艺强调大众，而诗歌常被视为高雅艺术，如何看待和处理诗歌的“精英性”与“大众化”之间的关系？

　　李少君：从《诗经》的“国风”到汉乐府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二为”方向到新时代的“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真正的诗歌始终与大众同频共振。

　　我们倡导的新大众诗歌，正是要打破圈子化、小众化的封闭状态，让诗歌从象牙塔走向街头的烟火人间，从个人的自言自语变为共情的深情吟唱。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新大众文艺背景下的诗歌创作，是否形成了一些新的审美趋向？

　　李少君：新大众文艺背景下的诗歌创作，最大的特征就是质朴，也许有些粗糙，但绝对有冲击力。每一首诗都是诗人的真实生活、诗人的人生体悟。一首好的诗，背后一定是能说出故事的。文学有一个特点，每到一定时候，就要回到源头重新审视。当AI出现后，有故事的人类面对没有故事的AI，可能文学的评判标准就需要被重估。

　　比如，有人认为王计兵的诗比较粗糙，但我认为他作为一个诗人是成立的、他的诗是成立的，因为它符合诗歌的本质；而且，他的语言是能唤起共情的，也许个别表达是公共化的，但里面有他的个人化的体验。

　　我经常说，诗人实际上属于比较自我的，因为诗歌本身的主体性比较突出，诗人有时候就会走向一种自恋，或者说自大。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加强修养，提高自己的境界。境界是指认识水平、心灵品位和精神层次，这是可以通过内在的修炼和外在的学习提升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大家普遍看到大众在创作诗歌，那大众是否在阅读诗歌？阅读对新大众诗歌来说是什么意义？

　　李少君：之前调侃诗人有一个说法：写诗的人比看诗的人还多。我反对，这个在逻辑上就不成立——写诗的人肯定也看诗吧！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这肯定会在未来影响文学生态的方向，对读者来说，需要通过不断地阅读来提升阅读水平；对同样是读者的创作者来说，也需要通过不断地阅读来提升创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