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智库：“四方机制”在“美国优先”中陷入彷徨

　　8年前被重启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曾被美国视为印太战略的核心平台。然而，在经历多轮高调会议与文件发布之后，这一机制依然存在明显的“能力赤字”，距离美国设想的“地区安全支点”相去甚远。近日，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阿帕娜·潘德投书日本《外交官》杂志，表示“复活8年后，‘四方安全对话’在雄心与能力之间仍存在巨大差距”。

　　务虚多于务实：象征意义大于实际能力

　　“四方机制”成员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它的诞生源于2004年印度洋海啸后的救灾合作，2007年正式成形，2017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次执政期间重启。近年来，其议题拓展到卫生安全、基础设施、技术合作、海上安全等领域。

　　“然而，如果其目标是打造一个抗衡中国的‘小多边’机制，那么四方安全对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潘德写道。

　　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的表述变化，往往折射战略优先顺序的调整。特朗普首次执政时，将奥巴马政府表述的“亚太”改称为“印太”，试图将印度洋纳入其全球安全布局；在其第二任期内，“亚太”一词又频繁出现。这种反复不仅让盟友感到困惑，也暴露出美国在地区战略上的摇摆。

　　美国历来强调同盟体系，但在“美国优先”的框架下，美国政府对多边机制与长期承诺的兴趣明显下降，更倾向于“小圈子”、临时性、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合作安排。“四方机制”因其非正式、灵活和价值观包装而被视为理想选择，但其安全属性被有意弱化，在很大程度上已沦为政治姿态的展示工具。

　　拜登总统执政时期，美方努力将“四方机制”推向象征与务实的“双高”平台，举办了首次“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强化人道主义援助、供应链韧性建设、基础设施和债务管理等议题。然而，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规模、速度和资源上的投入相比，“四方机制”的经济承诺仍显乏力。

　　在海上安全方面，“四方机制”推出“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计划（IPMDA）和海上物流网络，但这些项目更像是信息共享与培训，缺乏真正的威慑力。四国海岸警卫队的合作虽有助于日常执法，却远未达到军事互操作和联合防务的程度。

　　美国的“硬实力”导向要求任何机制都必须带来经济或军事收益，否则难获持续投入。然而，“四方机制”缺乏统一的经济合作支柱，四国之间的关税争端和贸易摩擦甚至可能成为内部掣肘。

　　“美国优先”的内在矛盾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核心逻辑是：美国不再充当“世界警察”，除非能直接提升自身安全、实力与繁荣。这与“四方机制”被设想为长期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初衷形成冲突。

　　在防务上，美国要求盟友承担更多成本，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美国同样推行强硬的双边谈判策略，频繁使用关税和市场准入作为筹码。这种做法不仅削弱了伙伴国的信任，也使“四方机制”内部的经济合作前景蒙上阴影。

　　在安全合作方面，美国对部分盟友的防务承诺出现松动迹象。例如，对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定（AUKUS）的“重新评估”引发澳大利亚担忧；与日本的防务分担谈判陷入僵持；对印度在地区冲突中的态度引发质疑。这些都让人怀疑，美国是否真正愿意为伙伴提供稳定的安全保障。

　　“四方机制”难撼中国优势

　　美国近年来大力推动与盟友在关键技术和新兴产业上的合作，试图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技术的替代方案。然而，从芯片制造到通信网络，“四方机制”的协作进展有限，远不能匹敌中国在研发投入、产业链整合和市场渗透方面的速度与规模。

　　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四方机制”虽提出“未来港口伙伴关系”等倡议，但投入的资源和融资条件仍无法与“一带一路”相抗衡。对亚非拉许多国家而言，中国模式速度快、资金足，而且愿意承担高风险项目，这正是“四方机制”所欠缺的。

　　地缘政治如同自然界一样厌恶真空。当美国削减、转移或重定向自身经济与军事资源时，如果伙伴国不能及时填补空缺，中国完全有能力和意愿取而代之。这意味着，“四方机制”若不能在经济、技术和安全上拿出实质性成果，其象征意义将大于战略价值，最终可能被边缘化。

　　在美国政府的政策逻辑中，“四方机制”既是牵制中国的重要工具，又是展示美国在地区存在感的舞台。但在“美国优先”与全球责任之间，美国显然更倾向前者。这种内在张力，决定了“四方机制”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在“雄心”与“能力”之间徘徊。

　　自2004年起步、2017年“复活”至今，“四方机制”历经多轮调整与扩容，却始终未能积累足够的硬实力去兑现其对中国的战略威慑。频繁的会议、华丽的声明，难以掩盖实质合作的不足。

　　潘德总结称，对美国而言，如果真正希望“四方机制”成为可靠的地区安全机制，就必须放下短期交易思维，提供持续的安全与经济投入；否则，它只会印证2018年中国对其的评价——“像海上泡沫一样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