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发扬优良传统 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战斗

　　端详着泛黄的报纸，80后青年、雨花英烈研究会理事胡卓然的目光久久不愿离开。他面前摆放的是刚从收藏家那里征集到的1939年4月29日《新华日报》。这一天的报纸上发表了项英的文章《新四军一年来抗战经验与教训》，并且刊登有项英的照片。

　　胡卓然从事革命英烈事迹相关研究多年。关于项英，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抗战之中，项英很重视发扬优良传统。项英和战士一样穿着灰色土布军装，扎腰带、打绑腿，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项英告诫新四军官兵：“我军的一切优良传统，是构成我军战斗力的因素，坚强战斗力的基础。”

　　1898年，项英出生于湖北省一个贫苦职员家庭。由于生计所迫，他12岁辍学，15岁进入纺织厂当学徒。1919年五四运动后，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在武汉传播马克思主义，项英受到影响，革命之火在心中开始燃烧。

　　1920年4月，他利用本厂工人对遭受工头虐待和工资低微的不满情绪，成功发动武汉纺织工人第一次罢工。在党组织的教育培养下，项英逐步树立起为工人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信念。1922年4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职业革命生涯。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大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背景下，保存下来的南方各省红军游击区，成为日后南方各省进行抗日战争的战略支点。

　　对于项英和南方各游击区军民的斗争，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7年12月13日作出决议给予高度评价。决议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重要支点，使各游击区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的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

　　“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长期艰苦斗争之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三年游击战争与红军主力的伟大长征交相辉映，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壮烈而光辉的篇章。

　　项英是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他为新四军的组建积极奔走，呕心沥血。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在无法直接与党中央取得联系的情况下，项英敏锐地洞察到时局的变化。为了让红军游击队早日开赴抗日战场，他和陈毅一起，按照党中央关于国共团结抗日的精神，在江西赣州、南昌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进行停止冲突、合作抗日的谈判，就南方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抗日队伍问题达成协议。

　　在他的主持下，以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名义发表《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要求各游击队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挽救国家危亡、争取民族解放而战斗。1937年11月，叶挺和他先后到达延安，接受中央赋予的组建新四军、开展华中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此后，项英任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

　　1938年4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项英迅速派出先遣队赴敌后作战略侦察，并陆续组织部队向苏南、苏中、皖东挺进。新四军出师不久，就在巢县以南的蒋家河口战斗和镇江附近的韦岗战斗中分别歼灭日军一部，有力地鼓舞了华中军民的抗日斗志，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影响。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按照党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项英和新四军其他领导人一起，指挥部队不断粉碎日军的“扫荡”。1940年4月，项英直接指挥皖南春季反“扫荡”作战，歼灭日军近千人。10月，又参与指挥皖南秋季反“扫荡”，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到1940年年底，新四军共对日伪军作战2700次，毙伤俘敌5.5万人。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同年3月，项英在突围中不幸遇难，年仅43岁。

　　回忆起项英的故事，胡卓然还想起一件趣事。著名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到新四军军部驻地安徽云岭采访时，项英自掏腰包，用自己微薄的津贴费做“三菜一汤”招待史沫特莱，这件事在云岭传颂了80多年。

　　“这种一心为公的崇高风范，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和弘扬。”在胡卓然看来，项英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不怕困难、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开拓奋进。他勤勉敬业、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的高尚品德，值得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