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大张贤明：深耕政治学理论37年

　　2025年6月16日，张贤明在报告厅一站就是两个多小时，为毕业生们一一拨穗。自2024年12月卸任吉林大学行政学院院长以来，张贤明有了更为充裕的时间同青年师生在一起。“我终于能全身心地回归到学者和教师的最根本身份。”张贤明愉快地说。

　　“院长是任期制，学者是终身制。算下来，我这个湖北人来东北学习工作已经整整37年了！”张贤明说，“高中时，我接触到我国著名政治学家王惠岩先生编写的《政治学原理》，这本书让我大受启发，这令我萌生了跟随王惠岩先生、前往东北求学的想法。终于在1988年，我如愿考入吉林大学政治学系，开启学术生涯。”

　　1995年，张贤明放弃到北京工作的机会，选择继续跟随王惠岩攻读博士学位。“我并非没想过离开东北回到南方，但实在感激王惠岩先生与吉林大学的培养，让我有机会走出湖北农村，感受东北厚重博大的工业文明，并在政治学的广阔天地有所作为。经年累月，我怎能轻易转身离开？”他引用王惠岩的话说：“我们留人，不靠法律、不靠纪律，靠的是良心。”

　　跟随王惠岩求学的10年间，张贤明为自己的学术生涯埋下了一条“草蛇灰线”。王惠岩撰写的咨询报告曾被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为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的重要参考。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被一道明确下来。因此，围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行理论阐释，为现实的制度改革凝聚观念共识，成为王惠岩后续的工作主线。“理科靠实验，文科靠文献。对于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通过对文献的爬梳、会通，为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扫除思想障碍。”张贤明说。

　　张贤明至今忘不了初读王惠岩的《论民主与法制》时豁然开朗的感受，这让他感到自己这代政治学者担负着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向前的历史责任。2001年，在王惠岩的指导下，张贤明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政治责任》获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每年获得这一荣誉的论文不超过100篇。“其实我也曾犹豫是否应该针对‘政治责任’这样一个基础概念进行研究，尤其当时关于政治责任的理论资源远远称不上丰富。”张贤明回忆，“幸好坚持做了下来，我才能为民主理论提供一个相对新颖的视角。”

　　“过往的民主理论往往有意无意地忽视责任的基础性作用。如果不能分清责任、落实责任，再精致的民主理想都将流于空谈。”张贤明说，“在《论政治责任》中，我提出人大代表与政府组成人员是我国主要的政治责任主体，应当完善罢免职务等政治责任的追究方式，保障其政治责任的实现；并且应当特别重视通过法定程序追究他们的政治责任，这既是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体现，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

　　“问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由此衍生的理论议题正成为时下的研究热点。其实早在2005年，我就针对官员问责的政治逻辑、制度建构与路径选择展开了系统研究。”张贤明说，“我并不提倡青年学者盲目地追热点。当你在一个领域持续深耕，热点总会追上你。”

　　“当然，不追热点并不意味着不闻时政。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同样需要加强成果转化，更好地服务社会。王惠岩先生能立足政治学基础理论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我们要以他为榜样。”张贤明介绍，“近十年来，我们持续围绕吉林省党风廉政建设公众满意度开展调查研究，每年我们的调查报告都会被省纪委全会报告作为重要数据参考，并报送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也算为决策科学化尽了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份责任。”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深入推进而不断发展，协商民主深深嵌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背景下，我与同事们创办了《协商治理研究》期刊，迅速汇聚起一群致力于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学界同仁。”张贤明说，“以强有力的平台建设支撑学科建设，是我们学院发展的重要经验。深化学术研究不能仅靠个人单打独斗，‘集团军作战’是现代学术发展的趋势。想在东北地区打造社会科学高地，我们就必须筑巢引凤、树人育才。”

　　30年的从教生涯中，张贤明指导了206名研究生。“我在国外访学期间，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方兴未艾，这让我对政治制度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效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于是我与研究生马雪松通过邮件往来，促使他决定以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为研究方向。”张贤明说，“如今，他已是该领域的代表性学者，2023年还修订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政治制度’词条，为当代政治学研究更新了概念基础与逻辑起点。”

　　除了培养学术人才外，张贤明还十分重视干部培训。1993年，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成立。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全国高校中首个恢复建立的政治学系的奠基人，王惠岩认为，“行政学院”这个名称意义非凡，它能巧妙地勾连吉林大学政治学系的命运，将其与诞生于解放战争炮火中、肩负培养革命干部使命的东北行政学院紧密相连。“我们当然有责任发扬这一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先后承办了60余期干部培训班，培养学员超4000人次。”张贤明说。

　　“干部培训班中，一些青年干部展现的求知欲、进取心与意志力令我印象深刻。记得2024年6月，我受吉林省纪委监委邀请作专题报告。会后，一位青年干部兴致勃勃地与我讨论中国传统廉洁思想的现代转化，从她的眼中我能看到在廉政文化阵地建功立业的渴望。”张贤明说，“相较于我们这代人，数字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与青年干部往往知识储备更为丰富、格局视野更为开阔。在数据洪流的冲蚀下，我们都要学会保持战略定力，不让注意力‘在风中飘荡’。而我们这代人更有责任去营造真正关心支持青年成长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