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型高校的提出和发展有其历史沿革。1998年我国学术界首次提出“应用型本科”概念,2001年教育部在长春召开“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研讨会”,首次在政策层面提出“应用型本科教育”概念,这标志着应用型高校从学术讨论进入政策实施阶段,此后各地开展实践探索。
2015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三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600余所地方本科高校转型。直到2017年,教育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三大高校类型。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强调,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
作为介于研究型高校和技能型高校之间的高校类型,应用型高校本质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上的本科层次的应用型专业性教育。应用型高校的核心特征:一是应用型,主张以“应用”为核心理念,追求知识运行效率与价值的最大化,学科结构侧重应用导向,专业教育侧重行业需求,教学过程侧重实践训练,人才培养侧重技术实践。二是地方性,地方性是应用型高校的衍生属性,即办学定位锚定所在区域、服务面向聚焦地方需求、资源获取依托地方供给,通过深度嵌入地方制度环境,与区域经济社会形成协同发展、同频共振的关系,所以其办学理念带有鲜明的地域烙印。
然而在现有高教分类框架下,处在研究型高校和技能型高校“中间地带”的应用型高校,其生存环境与发展态势并不乐观。与研究型高校相比,应用型高校建校时间短,在办学基础、师资力量、资金投入、社会资源获取等方面都比较薄弱,两者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与技能型高校相比,应用型高校的“亲产业性”、服务地方能力和毕业生就业质量等方面还有待提高。面对前后夹击,应用型高校陷入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境地,从而迫使其处在了高等教育体系的“中部塌陷”位置。
造成应用型高校的“塌陷”现状是多方博弈的结果。究其根源,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是政策失衡。研究型高校长期受“985”“211”“双一流”等专项支持,技能型高校也有“国家示范院校”建设工程、“双高计划”等政策扶持,而对应用型高校的关注明显不足,精准扶持的政策更是少之又少,应用型高校仅获基础性保障,缺乏专项发展路径,但对其考核的指标,往往又更加适用于研究型高校。
二是高校定位游离。对比研究型、技能型高校,应用型高校要直面行业、产业、岗位、职业、市场等要素,它是不断变化的,是最难办的大学类型,比如在新一轮审核评估中,很多应用型高校都希望定位于学术型人才的培养,似乎这样显得自己的层次更高,实际上其学科专业课程对学术型人才的支撑远远不够。这必然导致它在办学定位上的游离、不确定,有时模仿研究型高校导致“学术漂移”,有时仿效技能型高校向下兼容,生态位重叠。
应用型高校要实现从“塌陷”到“崛起”的蝶变,需要汇聚行政干预、市场介入和应用型高校类型特质最大合力。
一是构建政策支持体系。政府要在明确应用型高校身份的基础上,搭建从点到面、从短期到长期、从局部到全局,依次递进、逐步提升的一体化政策框架,为应用型高校发展提供稳定的政策环境。首先,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确立应用型高校类型定位,赋予其制度自信;其次,要在短期内加大对应用型高校的财政投入,提高应用型高校的生均拨款,严格保证政府对应用型高校的经费投入按一定的年比例增长提高,或设立应用型高校“双一流”计划等专项计划,而在长远规划里,要下放专业设置、教师聘用自主权,建立政校企定期协商机制等,给予应用型高校自由宽松的发展空间。
二是优化市场资源配置。市场在助力应用型高校建设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做大蛋糕和切好蛋糕的关系,做大蛋糕就是做大经济体量,为应用型高校的发展崛起奠定基石,切好蛋糕就是有限介入,防止应用型高校内部要素过度市场化。首先,借势产业升级,扩大应用型人才需求基本盘,这也为应用型高校群体的崛起提供坚实的基础。其次,规范市场介入,由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有盲目性与片面性,容易产生“马太效应”,因此要引导资本投向教育投资、科技成果转化、国际教育服务等非核心领域。
三是强化应用型类型特质。应用型高校要在坚持应用型办学方向的基础上,彰显教育类型特质,走内涵发展、特色发展和融合发展之路。首先要走内涵发展之路,重构课程体系、强化应用科研、优化师资结构,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其次要走特色发展之路,要找准独特生态位,坚持“不是第一就是唯一”的原则,以特色求生存、以特色求发展,错位办学、错层培养,不断凝练特色、坚持特色;最后,要走融合发展之路,要瞄准地方、贴近地方、融入地方,深化产教融合机制,构建“校地互动、校城共生”发展模式。
(作者系嘉兴南湖学院校长)
贾文胜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5年07月07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