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阳光像一层被拉开的纱,罩在校园每一寸离别的空气上。站在毕业典礼的人群中,四周是笑闹、是闪光灯,是压抑不住的奔涌情绪,而陈一帆仿佛置身于一座静音的玻璃房里——明明看见一切,却听不见自己心跳的回声。

  陈一帆一直是家长、老师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名校毕业,学生会主席,3个大厂的实习经历,竞赛获奖无数,履历表上几乎挑不出一处褶皱。可此刻,他只觉得空。像梦中那根折断的辐条,在空中孤零零旋转,无处着落,仿佛整个人生在即将飞跃的瞬间失了重。

  “恭喜啊,小帆!”室友张齐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年薪百万指日可待,简直人生赢家。”

  他挤出一个笑容,却没说话。他脑子里,还在回荡着昨夜那句梦里浮现的箴言——车轮之所以能转,是因为有一个永远不动的轮毂。

  那句话就挂在导师办公室的墙上,平日里他视而不见。可今夜,它像一颗石子砸进心湖,一圈圈漾出无法忽视的涟漪。

  他想起自己的小时候。那所依山而建的小学,课桌斑驳,窗外就是鸡鸣与炊烟。他坐在最后一排,书页泛黄,那是代课老师借给他的旧课本……

  “我,是从哪儿出发的来着?”陈一帆低声问自己。

  时间往前一推,推到学校组织“西部计划”宣讲那天。那天光线斜斜地洒进阶梯教室,讲台上的人并不高大,却像一面竖起的旗。是个支教归来的学长,黝黑、沉静,说话不疾不徐。

  “如果你愿意用3年时间,去换一生对祖国版图的理解,那就来西部。”

  话音未落,光仿佛凝住。那一刻,陈一帆的心被某种东西轻轻撬开。他忽然明白,什么是“祖国”——不再是高挂在讲堂上的标语,不是入党申请书上的句子,而是被遗忘的山沟,是雨季泥泞的黄土,是黑板上残留的一道粉笔痕。

  他报了名,选了一个地图上几乎没有标注的小村庄。

  初到山村,一切都像时间搁浅后的旧照片。孩子们的眼睛清澈而警觉,教室像被遗弃的仓房,似乎又穿越回了自己的儿时。有一次,学生张小雨问他:“老师,您为什么不去大城市?那里条件好、机会也多。”

  他想了想,望向窗外山峦沉静的剪影。

  “小雨,你知道车轮为什么能转动吗?”

  “因为有轮毂?”

  “对。更重要的是——每一根辐条,都知道自己要指向哪里。”

  他站在黑板前,用粉笔勾勒出那只朴素的车轮图:“我现在知道了,我要指向的轮毂,就在这里。”

  他跟村民一块修路、搭棚、干农活儿。他教村干部填申请表,教孩子们如何看懂代码、写出游戏。他明白了——真正的“建功”,不是一场合影,不是一份志愿者证书,而是长长久久的沉淀,是在无人喝彩的角落,把根扎深。

  支教结束,身边的人陆续离开。有人考研,有人考编。连他最亲近的校长也说:“小帆,这段经历很宝贵,但年轻人要向上走。”

  他只是摇头。他打电话回家,语气温和却坚定。

  “爸妈,我要考特岗教师,留下来。”

  母亲在电话那头哭了,父亲沉默很久,说:“咱家供你这么多年学,不是让你回乡下教书的。”

  他轻声回答:“我不是没出息,我是想走出不一样的轨迹。我从西部来,现在想为它做点事。”

  他考上了,正式成为那所村小的教师。第三年,他第一次有了参与评优的机会。他没有报名,而是推荐给了赵绵绵——同村支教的文学院女生。她教孩子写诗、讲故事,每次上课都像在点灯。

  “她比我更能让孩子们心里开花。”陈一帆说。

  还有高乔乔,原是大厂设计师,后来辞职来村里做美育志愿者。她带孩子画画、做短视频,还在抖音上建了“山村画室”的账号。

  他们仨自嘲是“山村三人组”:一个教数学,一个教写诗,一个教配色。他们说:“我们不是来做客的,是来做地基的。”

  有一年大学同学聚会,有人问他:“你那儿啥都没有,你怎么撑下来的?”

  陈一帆轻轻一笑:“你们在城市里比卷,我在山村里比光。谁能多照亮一寸,就是胜利。”

  “你们向上,我向内;你们铺路,我守路。”说完这句,陈一帆顿了顿,又轻声补上一句:“从小到大,我听了很多次‘报效祖国’。可现在我明白了,祖国不是等我们去报效,她早就为我们留了一个位置。只要我们选准方向,走好脚下的路,每一步都算建功。”

  同学们沉默了。

  空气仿佛落了雪,落在山下那一条泥泞的路上,也落在他依旧清澈的目光里。

  远方,风吹过山岭,似乎也推动了他梦中的那根辐条。而现在,那根辐条终于归心、归位,嵌进那只静默的轮毂,与整个时代,一起转动。

周起润(18岁)首都体育学院学生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5年06月12日  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