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议
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把脉开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洁 实习生 刘烨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5年05月26日 05版)
“自2020年起,我们积极探索开办涉外法治人才基地班,同时我们也一直在思考和探讨如何结合区域优势,瞄准‘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中亚国家,形成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前不久,在中国政法大学主办的第一届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论坛上,甘肃政法大学校长郑高键几句话简要开场后,直奔主题,将重点放在了如何破解人才培养的难题上。
目前,甘肃政法大学已与多个涉外仲裁机构、涉外律师事务所建立协同培养机制,先后与莫斯科国立法律大学、塔什干国立东方研究大学等高校签署了交流合作协议,通过学年交流、短期访学等多种模式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亟须完成国内外优质实习实践基地建设。”郑高键说,“这是当务之急,仅靠学校自身难以完成,需要国家相关部门出台相关政策,积极为学校搭建平台”。
坐在会议室里的嘉宾有来自全国49所高校的领导和老师。2024年,这49家高校一同出现在教育部办公厅、中央依法治国办秘书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公布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创新基地(培育)名单的通知》中,包括中国政法大学在内的11所政法类高校和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40所非政法类高校共51所高校,入选教育部首批“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创新基地(培育)”名单。
“今年是世贸组织成立30周年,中国入世24周年。回顾历史,与20多年前相比,我们的地位和角色已经发生了革命性、根本性的变化。”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说,形势的发展变化要求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必须是全方位的、系统的、跨学科的、跨专业的。“高校是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前沿阵地,是我国参与世贸组织工作的重要力量。”
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模式与经验分享,是这次研讨会的主题。14位嘉宾要依次探讨主题——“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模式”,每个人限时发言5分钟。
“我们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上遇到了一些具体问题,希望与大家共同探讨解决方案。”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范九利提到,近年来,学校与其他高校合作开展“法学+德语”“法学+俄语”“法学+日语”等复合型专业培养项目,并且与涉外实践单位深度合作,形成了产学研协同育人的培养格局。
“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推进难度较大。”范九利进一步解释,学生在初高中阶段学习了英语,进入大学后,在复合型培养模式下需学习德语或者俄语,外加法学专业知识。“这可能导致学生外语没学好,法学也学得不扎实,最终学成了‘四不像’。”范九利观察到,有部分同学甚至主动放弃复合型专业培养模式,要求回法学院学习。
“此外,因学校地处内地,接触到的涉外案例和实践机会相对较少。”范九利希望,未来能与更多单位合作推动涉外人才的培养。
在人才培养方面,上海政法学院和华东政法大学连续14年举办“国际商事仲裁”赛事。此外,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仲裁学院的成立也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提供资源支撑。在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探索上,上海政法学院一直在打造“法学+”课程体系、“外包”法律实务课程体系等,但始终没有找到明确的“标准答案”。“复合型人才培养究竟要如何培养,需要多所学校一同探讨找出解决办法。”上海政法学院副校长郑少华说。
围绕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的主题,更多的话题被抛了出来:如何完成课程改革?怎么实现教学创新?如何回应市场的人才需求?
“在改革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上,课程教材是载体。”对于此问题,华东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韩强呼吁,“培养高水平的涉外法治人才,要有一套能够尽快形成、普遍遵循的、有培养效果的涉外法治人才的核心课程以及配套的教材,这是当务之急”。
过去一年,华东政法大学初步整理了多门涉外法治核心课程。韩强提到,课程建设的难度很高,人才培养的效果还有待实践检验。
他建议,在实践部门与高校之间,需要进一步加强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课程设计、课堂教学,包括实习实践环节的指导支持,真正实现双向奔赴的高水平、有组织的实践教学方式。
在这一场研讨会上,限时5分钟的发言信息量大、含金量高。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兼职教师引进、课程和教材改革的话题一一被点明。49家高校的教育工作者聚在一起,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实务与实习环节的优化,找问题、想思路、聊解法。
“我们在座的高校谈了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一些共性问题和探索思路。”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王怀勇提到,过去西南政法大学联合四川外国语大学开设全国首个“法学+法语”联合学士学位培养项目,联合涉外政府部门、涉外律所、涉外企业,全要素推进涉外法治人才的靶向式培养,通过实训锻造人才。
他建议,加强对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统筹力度,特别是完善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的体制机制,支持司法行政部门的相关专业人员到高校来担任导师,从制度层面打破壁垒。
此外,要优化和完善高校的教学管理体制。即高校要有意识地鼓励涉外法治相关课程的任课教师到涉外实践部门去调研、交流和研学,强化与协同培养单位的合作力度。同时,联合校外协同培养单位,以学术导师和实践导师共同指导的方式,全面迭代升级现有的涉外法治课程。强化与国外大型企业法律服务机构的深度合作,持续建设海外实习教学基地。
“当下涉外法治工作,特别是人才培养工作,已经进入到深水区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杜焕芳的建议是:一要解决聚焦的问题,即重点培养当下国家急需的、服务战略的涉外立法执法司法人才、法律服务人才和国际组织法律人才,尤其是公法类或者公法型人才。
“当下涉外法治人才工作应该突出重点,做好顶层设计也要统筹实际。”杜焕芳说。二是突出以实践为导向,增加实践实训创研课程,强化对学生的家国情怀培养。三是让师生从校园课堂走出去,包括国际交流,用脚步去感受,更多理解世界里的中国,在社会中发挥作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洁 实习生 刘烨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5年05月26日 05版
“自2020年起,我们积极探索开办涉外法治人才基地班,同时我们也一直在思考和探讨如何结合区域优势,瞄准‘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中亚国家,形成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前不久,在中国政法大学主办的第一届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论坛上,甘肃政法大学校长郑高键几句话简要开场后,直奔主题,将重点放在了如何破解人才培养的难题上。
目前,甘肃政法大学已与多个涉外仲裁机构、涉外律师事务所建立协同培养机制,先后与莫斯科国立法律大学、塔什干国立东方研究大学等高校签署了交流合作协议,通过学年交流、短期访学等多种模式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亟须完成国内外优质实习实践基地建设。”郑高键说,“这是当务之急,仅靠学校自身难以完成,需要国家相关部门出台相关政策,积极为学校搭建平台”。
坐在会议室里的嘉宾有来自全国49所高校的领导和老师。2024年,这49家高校一同出现在教育部办公厅、中央依法治国办秘书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公布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创新基地(培育)名单的通知》中,包括中国政法大学在内的11所政法类高校和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40所非政法类高校共51所高校,入选教育部首批“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创新基地(培育)”名单。
“今年是世贸组织成立30周年,中国入世24周年。回顾历史,与20多年前相比,我们的地位和角色已经发生了革命性、根本性的变化。”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说,形势的发展变化要求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必须是全方位的、系统的、跨学科的、跨专业的。“高校是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前沿阵地,是我国参与世贸组织工作的重要力量。”
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模式与经验分享,是这次研讨会的主题。14位嘉宾要依次探讨主题——“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模式”,每个人限时发言5分钟。
“我们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上遇到了一些具体问题,希望与大家共同探讨解决方案。”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范九利提到,近年来,学校与其他高校合作开展“法学+德语”“法学+俄语”“法学+日语”等复合型专业培养项目,并且与涉外实践单位深度合作,形成了产学研协同育人的培养格局。
“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推进难度较大。”范九利进一步解释,学生在初高中阶段学习了英语,进入大学后,在复合型培养模式下需学习德语或者俄语,外加法学专业知识。“这可能导致学生外语没学好,法学也学得不扎实,最终学成了‘四不像’。”范九利观察到,有部分同学甚至主动放弃复合型专业培养模式,要求回法学院学习。
“此外,因学校地处内地,接触到的涉外案例和实践机会相对较少。”范九利希望,未来能与更多单位合作推动涉外人才的培养。
在人才培养方面,上海政法学院和华东政法大学连续14年举办“国际商事仲裁”赛事。此外,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仲裁学院的成立也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提供资源支撑。在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探索上,上海政法学院一直在打造“法学+”课程体系、“外包”法律实务课程体系等,但始终没有找到明确的“标准答案”。“复合型人才培养究竟要如何培养,需要多所学校一同探讨找出解决办法。”上海政法学院副校长郑少华说。
围绕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的主题,更多的话题被抛了出来:如何完成课程改革?怎么实现教学创新?如何回应市场的人才需求?
“在改革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上,课程教材是载体。”对于此问题,华东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韩强呼吁,“培养高水平的涉外法治人才,要有一套能够尽快形成、普遍遵循的、有培养效果的涉外法治人才的核心课程以及配套的教材,这是当务之急”。
过去一年,华东政法大学初步整理了多门涉外法治核心课程。韩强提到,课程建设的难度很高,人才培养的效果还有待实践检验。
他建议,在实践部门与高校之间,需要进一步加强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课程设计、课堂教学,包括实习实践环节的指导支持,真正实现双向奔赴的高水平、有组织的实践教学方式。
在这一场研讨会上,限时5分钟的发言信息量大、含金量高。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兼职教师引进、课程和教材改革的话题一一被点明。49家高校的教育工作者聚在一起,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实务与实习环节的优化,找问题、想思路、聊解法。
“我们在座的高校谈了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一些共性问题和探索思路。”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王怀勇提到,过去西南政法大学联合四川外国语大学开设全国首个“法学+法语”联合学士学位培养项目,联合涉外政府部门、涉外律所、涉外企业,全要素推进涉外法治人才的靶向式培养,通过实训锻造人才。
他建议,加强对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统筹力度,特别是完善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的体制机制,支持司法行政部门的相关专业人员到高校来担任导师,从制度层面打破壁垒。
此外,要优化和完善高校的教学管理体制。即高校要有意识地鼓励涉外法治相关课程的任课教师到涉外实践部门去调研、交流和研学,强化与协同培养单位的合作力度。同时,联合校外协同培养单位,以学术导师和实践导师共同指导的方式,全面迭代升级现有的涉外法治课程。强化与国外大型企业法律服务机构的深度合作,持续建设海外实习教学基地。
“当下涉外法治工作,特别是人才培养工作,已经进入到深水区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杜焕芳的建议是:一要解决聚焦的问题,即重点培养当下国家急需的、服务战略的涉外立法执法司法人才、法律服务人才和国际组织法律人才,尤其是公法类或者公法型人才。
“当下涉外法治人才工作应该突出重点,做好顶层设计也要统筹实际。”杜焕芳说。二是突出以实践为导向,增加实践实训创研课程,强化对学生的家国情怀培养。三是让师生从校园课堂走出去,包括国际交流,用脚步去感受,更多理解世界里的中国,在社会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