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蹲下去”才能“讲出来”

　　蹲点调研与理论宣讲相结合是引导青年学生扎根历史、扎根思想、扎根现实与扎根人民的有效方法，唯有做好“扎根”的功夫，青年学生才能从浮光掠影的信息接受者、转发者转变为能动的理论宣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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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面向青年、依靠青年、为了青年的理论宣传意义重大，但也面临一些困难。有些人甚至认为，当代青年太有想法、太有个性甚至太“不听话”，对他们进行理论宣传，要么变成“双向折磨”甚至“表演”，要么降低了宣传内容在青年群体中的公信力。

　　从青年群体来看，他们确实有着独特的媒体素养特征，快节奏的生活使得他们更习惯于碎片化和视觉化的传播（如短视频、meme文化等）。他们往往有点喜欢“自说自话”，忠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对应的网络圈层所提供的“黑话”［如“yyds（永远的神）”“绝绝子（好极了或差极了）”等］。他们往往特别注重个体化的宣传体验而非宏大叙事，如运用“鬼畜”“二创”等方式消解严肃话语成为他们习以为常的信息处理方式。他们往往还有些“将信将疑”，具备可溯源的实证支撑的传播素材才被他们视为经得起推敲的“实锤”。

　　而从理论宣传工作者看，他们也有自己长期形成的工作习惯和工作语境，容易陷入符号系统脱节——对Z世代亚文化符号（如兽设、语言Cosplay）的解读普遍存在滞后、障碍。他们似乎“放不开手脚”，往往更加看重传播覆盖率而非以有效互动率作为KPI核心，以至于在虚拟偶像、元宇宙等新场域的话语权一时相对缺失。

　　青年群体与理论宣传“错位”的背后，是一个快速现代化、数字化的社会必然经历的信息传播机制变革的阵痛期。一方面，社会结构与交往方式、话语方式的快速变化，导致面向青年的党的创新理论的传播存在博弈，其中既包括了体制性话语的仪式化表达与青年习惯性的解构主义的对冲，也包括了集体记忆建构中的代际经验断层。另一方面，数字与人工智能技术所深度重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又以技术赋能的悖论加剧了理论宣传的难度，这方面最为典型的就是算法推荐导致的认知茧房，强化了某种“错位”甚至对立情绪。

　　要真正理解并有效激活青年与理论宣传之间的“双向奔赴”，扎根基层的蹲点调研与形式多样的理论宣讲，不失为行之有效的方式。唯有在基层，青年才能找到通达理论的正确道路；唯有掌握理论，青年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地把握时代的特征与方向。

　　青年干部要带头“蹲下去”、带头写、带头讲。当前，我们的青年干部队伍越来越年轻，以90后甚至00后为主的这代人，其成长经历中基本没受过什么苦，不仅接受了较好的高等教育，而且在现代文化浸润与频密全球交往中培养出了活跃的思维、开阔的眼界。这一代人跟着群众一起吃苦、一起奋斗的磨炼往往较少，以至于其中有些年轻干部将事业仅仅理解为坐办公室、吃机关饭、看看材料、听听汇报。年轻干部要成为理论宣传的前线尖兵，就必须从一开始解决好“实”的问题，主动通过“蹲下去”，干实事、求实效、心系群众方能融入时代，读懂基层方能了解立体中国。年轻干部唯有眼睛向下、脚步向下，才能听到真话、掌握实情——进而，才能说得出内容、讲得清道理。

　　学生群体是实现青年与理论宣传“双向奔赴”的关键。青年学生是“数字原住民”，00后群体平均接触智能设备的年龄，普遍早于其文字读写能力的形成期，其多线程的信息处理能力（如同时处理弹幕、倍速视频与实时评论等）普遍出众，对于AI生成内容的“抗体效应”也普遍更强（Z世代中能够准确识别ChatGPT生成文本的人口比例，远高于其他代际）。当理论宣传工作者还在研究如何做好“两微一端”时，学生群体往往已在脑机接口层面重构信息传播的生物学基础。理解这个群体，就是在解码未来30年的传播密码。激活这个群体，就是在抢占意识形态元宇宙的“登陆点”。

　　但是，青年群体在理论宣传中的能动性有待激活、引导和塑造，需要在有效识别与选拔骨干队伍的前提下，组织和带领他们重新扎根赛博空间之外的客观世界。在基层的蹲点调研中，他们将看到中华文化最为生动的实践样态，扎根于日用而不觉的文化之中，收获守正创新的历史担当；他们将接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具象化案例，扎根于实践之中，真实地感知真理的力量；他们将逐步学会与真实且具体的人民群众“打交道”，扎根于人民，将人民之所需与奋斗之目标统一起来。

　　蹲点调研与理论宣讲相结合是引导青年学生扎根历史、扎根思想、扎根现实与扎根人民的有效方法，唯有做好“扎根”的功夫，青年学生才能从浮光掠影的信息接受者、转发者转变为能动的理论宣传者。

　　在青年工作和理论宣传等领域，抓住新机遇、解决新风险、应对新挑战，就必须探索新本领和新方法，容不得半点“虚功”或马虎。青年群体与理论宣传这场最终必然存在的“双向奔赴”，仍然需要花更多心思去进行专业且科学的研究，更需要更为有力的长效机制予以保障，正如我们党早期的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恽代英1923年所说：“虚骄的浮夸，不是中国所需要的。中国的青年，必须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才好。”

　　（作者系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导，浙江大学团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