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行走需要建立新的实践逻辑

　　1983年，我跨上自行车，踏上“考察民族民间艺术中国行”的旅程。那时没有智能手机，没有导航，甚至还没有“公路村村通”，一张中国地图、一台老式相机、几卷胶卷、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就是我全部的装备。1998年，我再次踏上征途，仍是一人一车（赞助商提供的越野吉普车），虽然已有一台BP机，但仍没有便捷的通讯和装备。18年中，20万公里，走访55个民族（除台湾高山族之外），收集1万余件民间艺术品……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在荒野、深山、村寨中独行的日夜。

　　那时，我带着最简陋的装备走进了中国最偏远的村寨：在贵州省台江县“苗疆腹地”的排羊乡九摆村，见到了王安丽老妈妈精美绝伦的剪花和刺绣；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绵虒镇羌锋村，高耸挺拔的古碉堡群让我被羌族建筑艺术深深地折服；在黄土高原，认识了许多手有巧活的乡村大娘大叔，他们能就地取材、因材施艺，做出令人惊艳的剪花、泥塑、木雕、贴花……每一次田野调查，都需要付出巨大的时间成本和体力消耗，但正是这种“笨拙”的行走，让我触摸到了民间艺术最真实的温度。

　　如今，AI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一台智能手机就能下载全球的公路、铁路网，无人机和卫星影像让地理勘探变得轻而易举；年轻人足不出户，就能通过VR技术“云游”敦煌莫高窟，在数字博物馆里欣赏千里之外的文物；算法会根据你的喜好，精准推送世界各地的文化资讯……这一切，都让物理意义的“行走”看起来既低效又过时——既然动动手指就能获取海量信息，为何还要背着几十公斤的装备，在泥泞的山路上孤独辗转数年？

　　我深知这个问题背后的争议和焦虑。在贵州黔东南深山里，我曾遇到一位制作芦笙的老匠人，他和村里的年轻人吹各种苗族山歌的曲子给我听，优美的曲调拂向心头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他们吹出了大山的魂。即便AI可以完美复刻一件民族乐器的形制，能分析出最佳的音律组合，甚至能够根据乐器的音色音准生出与那些乐器演奏一模一样（甚至分毫不差）的曲子，但它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三月三白族同胞要在山头山谷里对唱，为什么苗族和瑶族绣娘要花十几年为自己绣一套嫁衣，为什么苗族的银饰要錾刻上祖先迁徙的路线，为什么白裤瑶族人的裤腿上要绣上血掌印——这些隐藏的文化密码，需要行走者用身心去交流、去感受。

　　AI时代的到来给予我们很多学习的机会，但我认为在算法推送主导认知的当下，青年行走需要建立新的实践逻辑：

　　首先，我们不能“急功近利”，应该在时间维度上追求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提出的“慢速观察”。我们要向自然学习，像植物生长或风吹过石林一样，用耐心和沉浸的方式去感知世界，拒绝被大数据主导推荐的、效率至上的认知惯性推动，拒绝“快餐式”的匆忙结论。我们通过物理意义“行走”的慢节奏，来对抗AI大数据时代的碎片化，亲历“在场”的体验性，这是人类现实物理意义世界和AI虚拟世界的最大不同。

　　我感谢自己“孤独”行走的55个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田野考察之旅，这旅程为我一生带来数不尽的、终身受益的阅历和见识。这些通过实地踏勘获取的一手资料，通过参与观察获得的切身感受，最终内化为我的学术积淀与生命体验。那些用脚步丈量的土地、用双手触摸的纹理，最终沉淀为血脉里的记忆——对于人类的个体来说，它们比数据更鲜活，比算法更深刻。

　　真正的生命密码，不在数据，而在老祖宗的摩崖石刻里；不在技术，而在族群成员的生活实践中。真正的智慧，不在云端，而在泥土与风霜之间；不在代码的循环里，而在人与山川、草木、歌谣的相遇中。AI技术可以模拟世界，却无法替代身体亲历的震颤——那种在未知路途上的心跳，在陌生人微笑里的暖意，在星空下的顿悟与孤独。行走，是我们对数字洪流最温柔的抵抗，也是对自己灵魂最诚实的应答。

　　（作者为首届“中国当代徐霞客”,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