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生命禁区”之门

    “高原风光无限好，叫我怎能不歌唱”——

    初听歌唱家才旦卓玛悠扬浪漫的歌声，没去过高原的人会对神秘的高原产生向往，刚上高原的人会为高原风光所陶醉，而对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以下简称“三医大”）高原军事医学系主任高钰琪教授来说，感觉则是“一言难尽”。

    世界上有人类居住的高原数亚洲最多，其中，青藏高原面积达250万平方公里，占我国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还多。我国常年在海拔2500米以上的高原居住人口约6000万人至8000万人。

    作为全世界唯一的高原军事医学系，高钰琪和他的团队所研究的对象是高原病。对高原病的研究，无论在我国还是世界上，都是一个新兴的领域。这个成立才11年的年轻团队，在高原病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不但令国人骄傲，也令世界同行刮目相看。

    拓荒者

    上世纪50年代，解放军在大批进藏时，发生了战士以及马、骆驼突然死亡的现象，一时成为一个难解之谜。

    特殊的环境催生出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就是高原军事医学系的雏形。为了找到高原的“隐形杀手”，三医大派出了专家组、医疗队，在国内最早开始了高原病的拓荒研究。

    高原病，一般指人从低海拔地区进入高海拔地区时产生的疾病。科学研究认为，海拔3000米，人的高原病发病率在20%以上；海拔4500米，基本没有常住人口；海拔5000米以上，更是“生命禁区”。

    在我国，除了在高海拔地区居住的人口众多以外，随着高原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青藏铁路的开通，进藏的旅游者也越来越多。此外，我国西部边防有众多海拔在5000米以上的军营哨所，高原官兵的健康需要保障，因为没有健康的身体就没有战斗力。因此，在我国，对高原病的研究和防治，还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

    今年91岁高龄的高原系教授孙秉庸回忆，1950年他随十八军进藏时，亲眼见证了高原病对官兵的身心折磨。1953年，孙秉庸查看了高原肺水肿的标本，有了与高原病的第一次接触，并与高原医学结下一生之缘。

    在那个科研条件和物质都极其简陋与匮乏的时代，以孙秉庸为代表的老一辈专家，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对高原病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全世界医学界对严重的高原病例仍然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治疗方法。

    1985年，现任高原军事医学系主任的高钰琪还是该校高原医学研究室的一名普通科研人员。那一年，他第一次踏上高原，见到了真正的高原病患者：有些年轻力壮的患者白天还在抢救，晚上再去看，就只剩下一张空床了。一位妈妈带着3岁的孩子上高原探望当军人的爸爸，没想到小孩刚到拉萨就患上了急性高原病，匆匆赶到医院的爸爸，得到的却是儿子的死讯。

    目睹抱着儿子久久不愿松手的父亲，高钰琪人回到了大学所在地重庆，心却留在了高原。

    从那时到现在，高钰琪先后55次踏上海拔37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进行实地科研，足迹几乎遍布国内每一个挑战生存极限的高海拔哨所。即使在平均海拔只有200多米的重庆，他也经常出入高原环境模拟舱内，在低温低压环境下做试验搞科研。

    往返“高原”已成家常便饭，高钰琪的身体受到极大的伤害。他明显出现了与实际年龄不符的谢顶。知情人还介绍说，他不时出现大脑供血不足的情况，严重时得住院治疗。

    从1951年抽组建立进藏医疗队，到成立病理生理学教研室、高原医学研究室，直至1999年成立高原军事医学系，一代代高原病研究的拓荒者用默默无闻的奉献为我国的高原病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带出了一支人才队伍。

    攀登者

    建成全军高原生理与高原病研究重点实验室、教育部高原医学重点实验室，建造起亚洲最先进的高原医学实验平台；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军队和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6项……

    在高原军事医学系取得的这一系列成绩中，高钰琪的一项研究，标志了我国高原医学研究跃居世界领先水平。

    由高钰琪牵头、联合国内多家单位开展大协作、大攻关完成的科研项目“高原病发病机制与防治措施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该成果使我国的急性重症高原病发病率由15.6%降到1%以下，病死率由37%降到0.5%以下。

    对于一个成立才11年的系，要取得这样的成就，“没点玩儿命的劲头绝对不行”。

    1965年，三医大建成全球首个高原环境模拟舱。进入模拟舱，启动按扭，只需半小时，内部气温就能降至零下20～30多摄氏度，堪比海拔4000～5000米的高原。隔着一层玻璃窗，外面短裤短衫，里面大衣棉裤，是高原系每年夏天的一道风景。

    除了高原现场，这个高原环境模拟舱，是高原军事医学人攻克高原病的另一个主要战场。

    77岁的老教授谢增柱回忆说，用动物做实验时，就直接把动物圈在模拟舱内，由于舱内空气不流通，人在里面待久了，身上都是一股臭味。舱内空间狭窄，科研人员累了只能蜷缩在凳子上。为了保持空气畅通，减少舱内难闻的味道，本来就低温的舱内，一年四季都开着空调，到了冬天做个试验，手都会被冻得毫无知觉。

    1991年，将军教授周其全带着几百只实验动物乘火车上高原，到目的地一看，只幸存下来几十只，连基本的实地研究都无法保障，他为此自责了很久，甚至还专门要求开会作自我批评。从此，每次上高原，他让大家坐卧铺，自己却蹲在列车尾箱忍受高原反应，精心照顾“娇气”十足的动物，即便如今六十已过，他仍乐此不疲。

    在军事医学地理教研室主任李维民副教授的办公室，悬挂着一幅用蓝色、红色记号笔反复圈点的高原地图，图上所圈点、描绘的是李维民在20余年高原卫勤保障中，根据自己的亲历描绘出的“高原救治生命线”。

    从1989年第一次上高原到2010年8月第16次上高原，李维民每次在高原待一个月到一年不等。每到一处，他在悉心为战士进行健康保健的同时，将当地的海拔、高原反应的相关症状、当地交通状况等，一一详细记录下来，回来后，再将相关数据、路线描绘在地图上。从哪条线走高原反应强烈，从哪条线走可以最快转运救治伤员，在李维民的这张地图上都能找到答案。

    后来者

    担任系主任近9年，高钰琪眼前的人来来往往。但让他欣喜的是，更多的人选择了留下，选择了坚守。“起初就那么两三个能担大任的小集体，到如今已经发展到结构合理、梯队分明、拥有65名各类人才的大团队。”他说。

    郭平是周其全教授的硕士研究生。他本科就在高原系读的，毕业后被分配到当时全国惟一不通公路的西藏墨脱县某边防连队当军医。3年时间，他一边为连队官兵服务，一边克服高原缺氧、信息闭塞等各种困难，努力学习，终于考上了研究生。这本是一个可以改变境遇的时机，他却还是选择了高原系。“我在边防待了3年，知道那里确实需要医生。”他说。

    郭平认为，自己的选择一是与读本科时受到的高原系特有的文化影响有关，二是与导师周其全教授有关。“从读本科到边防3年，他从未中断过对我的指导和帮助。他现在都60多了，还每年上高原，对我的影响太深了。”郭平说。

    罗勇军本科学的是外科，读硕士时学的是遗传学，都是热门学科，读博士时他却选择了高原系。“因为这里能展示才华，有发展。”他用遗传学方式研究高原病取得了不小的进展，目前已取得国家发明专利4项，还有6项已申报，并以项目负责人的身份获得国家自然基金项目资助。

    罗勇军2007年4月27日结婚，“五一后就上高原了”。那是他第一次上高原，以后每次去身体反应都很强烈，“但还是年年去”。他说，记住军队里有一个勇敢的军人就记住他的名字了。

    在高原军事医学系，大家常用山上与山下比喻自己的工作：山下灯红酒绿，热闹非凡；山上形影相吊，孤灯相伴。对此，高钰琪的看法是：“在高原，人们常说，什么都不缺，就缺一口气——人不就是活一口气吗？我们搞科研，同样争的也是一口气。为什么有空白，那是我们努力不够；为什么有需求，那是我们差距还大。不能耐住寂寞、甘于清贫、淡泊名利，就做不了高原军事医学人。”

    今年5月，高原卫生学教研室主任张刚又踏上高原，在喀喇昆仑山上的天文点哨卡，一名年轻的军官向他敬礼并报告：“我叫吴佩枫，是您的学生。”张刚当时心中很忐忑：哨卡在海拔5100多米的山上，他会不会有一肚子苦水要倾吐？会不会放弃所学另寻出路？但3天下来，张刚坦然了，吴佩枫在这里不仅已和战士打成一片，还在刻苦钻研高原病的防治。张刚要下山时，吴佩枫说：“老师放心，母校放心，高原系人永远爱高原！”

    看到高原病研究后继有人，是高钰琪最感欣慰的事。他坚信，“不管时代如何变化，很多年轻人是有理想并愿意实实在在做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