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字点亮红色历史深处的光

　　编者按

　　《中国青年作家报》从6月起开辟“红色传承·青春笔阵”栏目，编辑部组织优秀作者进行共同创作，一起探寻红色精神在当代语境下的青年表达和文化传承。本期精选的4篇文学作品，分别以独特的个人视角回溯革命年代的难忘瞬间，聚焦革命圣地的峥嵘过往、英烈事迹的精神内核和无名英雄的默默坚守等，希望能让红色历史中那些震撼人心的故事穿越时光、直抵当下，为当代青年打开一扇体悟初心、传承精神的生动窗口。

　　——《中国青年作家报》编辑部

——————————

　　李庄，文化抗战的记忆（散文）

　　韩中州

　　四川宜宾李庄镇是万里长江上游第一古镇。80多年前的抗战时期，从世界各地寄出的邮件，只要写上“中国李庄”，就能准确无误地寄达这里。如果现在给李庄的朋友寄一封信，收信地址落款还是“中国李庄”，我不敢确定这封信是否还能准确寄达李庄。

　　小镇胸怀

　　到达李庄时正值午后，烈阳高照，暑气蒸腾，大地流金，满眼亮晃晃的。正寻思找个地方庇荫，抬头恰巧看见一块石碑和一个院门的牌匾，上刻“中国营造学社旧址”。暑热中，我已走进李庄原生态的一块田野——月亮田。这里也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故居。旧址周围环境清幽，绿树修竹，风动荷花，蝉噪高杨，通向旧址的小路旁有几块种有辣椒茄子的菜地。

　　步入院门，看见几间青砖灰瓦的平房，一个长满杂草的坝子，角落处有几株芭蕉和一棵楠树。对着院门的是一排几间斗室，门楣上标注“卢绳、叶仲玑、王世襄、罗哲文”的居室。门厅后面有一个稍大的房间是营造学社社员的办公室，靠窗排着7张木制办公桌。左边是梁思成、林徽因一家住的地方，三室一厅略微宽敞一些，里面摆放着书籍、唱片机、皮箱、斗柜、竹椅，还有林徽因当年卧病的床榻。这里原为建于清代同治年间的张家大院，是一处典型的川南民居风格的建筑，占地面积约500平方米，目前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誉为“中国建筑科学的摇篮”。1930年创立于北平的中国营造学社，抗战期间被迫南迁辗转经过武汉、长沙、昆明，最后落脚李庄，在艰苦的条件下开展古建筑调查研究，出版了大量专业著作，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建筑专业人才。

　　抗战期间，小镇李庄气度不凡地发出“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16字电文，接纳了颠沛流离中的国立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的迁住，构建了以文化为核心的抗战阵地。李庄的士绅乡民胸怀大度，他们“请神位、让师位”，搬走神像、腾空庙宇、敞开祠堂，竭尽所能妥善安置内迁机构与人员。

　　弹丸之地的李庄，几个月间，人口就从3000多人陆续增长到1.5万多人。一大批饱经离乱的大师学者和高校师生，在李庄寻得一张安静的书桌，在古宅深巷、乡间田野得以赓续中华文脉。他们甘守清贫穷且益坚，青灯黄卷潜心研学，学术科研报效祖国，取得开创性成果：患病的林徽因辅助梁思成完成了《中国建筑史》和《图像中国建筑史》；董作宾在李庄乡野完成考证殷商纪年工作，撰写了在甲骨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殷历谱》；童第周夫妇高价买下一台德国造显微镜，开始了中国最早的克隆技术研究，取得领先世界的生物胚胎研究成果。李庄自此与重庆、成都、昆明并称为“中国四大抗战文化中心”，成为“中国文化的折射点、民族精神的涵养地”。

　　文化星火

　　长江流到李庄，稍稍放缓了它奔腾的脚步，于是有了一处弯曲回旋、静水流深的码头。抗战烽火燎原，李庄奇迹般避开硝烟，成为文化避难的宁静港湾。无数木船满载典籍文物，溯江而上，颠簸辗转，终于在这片水流回旋的河埠泊岸。随之而来的是无数身着青布长衫、目光深邃执着的大师学者。他们中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现代考古学开拓者李济，非汉语语言学家李方桂，中国社会学奠基人陶孟和，中国民族学开创者凌纯声，中国生物学界的“居里夫妇”童第周夫妇，殷墟考古甲骨文大师董作宾，还有周均时、梁思永、吴定良、梁方仲等一大批教授学人。

　　沉寂无闻的李庄，一时大师云集。当一摞摞书箱，落户李庄“九宫十八庙”的宗祠、庙堂和“湖广镇四川”的会馆及寻常人家的居室，那些珍贵的字迹、图书、仪器、文物从黑暗中醒来，呼吸着李庄清新的空气，透出知识久远的微光，照亮一个陌生的新家园。在板栗坳绿荫掩映的田野，有一座战时中国最好的文科图书馆，馆藏17万册中西文图书。学者学子们，每天流连在禹王宫、东岳庙、祖师殿、奎星阁、板栗坳等知识殿堂，含英咀华。没有硝烟侵扰的读书写作才思泉涌；没有日机轰炸的金石笔墨镌刻时艰。长江不舍昼夜地向东奔流，这些大师学者平静的面容，随江流婉转无言凝重。他们目光炯炯，遥望故国山河，回溯精神根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七七事变”后从南京国立中央博物院，辗转迁徙存放于李庄张家祠堂的数千箱国宝级文物，于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又被毫发无损地全数运回南京。1943年6月，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访问了李庄。李庄之行，李约瑟最大的收获是加快了其代表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写作。可以说，李庄是该书得以诞生的特殊地标。

　　“留别李庄，山高水长”。惜别的时候到了，当人们整理好行装，重新将书籍、器物装回一个个木箱。在码头登船之际，送行的与离别的，彼此抱拳作揖，眼中闪着难以割舍的泪光。

　　长江之畔李庄陋室中，那一盏盏暗夜中不灭的文化灯火，在颠沛流离中执着燃烧，在风雨飘摇里兀自发光，在无数人心间熠熠闪烁。光影里那些孜孜矻矻的文化脊梁，在民族垂危之时，以身秉烛，积攒接续文脉，照亮向死而生的长夜。精神文化的星火，汇聚浩瀚的星河。

　　李庄记忆

　　李庄并非一个村庄，它的得名相传源于长江上计量距离的“里桩”，至今它的建镇史已过1460年。80多年前的李庄，人们不出小镇，就可以完成从幼儿园到研究生的教育，创造了古今中外教育史上的奇迹。这样的文化盛况，让李庄在中国所有的古镇中独树一帜。

　　在长达6年的时光里，李庄养育了一代中国文化精英，书写了一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传记。同时“百姓屋檐下的家国大义、民族危亡时的文化担当、风雨飘摇中的学术灯塔”等真实朴实的叙事，涵养出一种“开放胸襟、包容济世；安贫乐道、不废研学；人才培养、家国担当”的精神。从中国营造学社旧址内的楹联中可窥见一斑：“国难不废妍求，六载清苦成巨制；室陋也蕴才情，百年佳话系大师。”在李庄长江岸边清风亭的柱子上，还刻印着许多与抗战有关的楹联：“寒窗苦读系兴亡，热血奔腾歼敌寇”“民族危难艰苦时，敞开心扉扶国魂”……李庄6年，弦歌不辍，文脉长流。1948年，国民政府选出代表全国最高学术荣誉的院士81名，从李庄走出的就占了九分之一。2000多个日夜，定格了中国文化史的李庄时间。玉汝于成的李庄，已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地理名称，而成为一个让人不断追溯回望的文化记忆。

　　战火硝烟早已散去，李庄也早已复归平静。然而，每当忆起那些暗夜里星星闪闪的油灯，想起长江岸边这个小镇无数坚毅笃定倔强的目光，我更加确信一个真理：文化，只有文化，才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

　　没有授勋的英雄（散文）

　　李良苏

　　那年，我奉命参加抗战全景式报告文学写作。我从南京出发，沿着当年侵华日寇进攻武汉的行军路线搜寻素材。在长江安庆段下游，一位老渔民向我讲述了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

　　一

　　1937年12月，日寇侵占南京。当时，我只有12岁，跟着父亲在长江上捕鱼。

　　听老人们说，日寇攻陷南京后，想快速灭亡中国的野心更加膨胀。他们凭借优良的武器装备，集中优势兵力，沿着长江这条天然水道向江西九江方向推进，直逼武汉三镇。

　　我跟着父亲在长江上捕鱼，看到江面上日寇炮艇、运兵船整天来来往往，络绎不绝。

　　对于当年侵华日寇残杀我们中国人，到今天，我仍然是这样认为：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战争杀人，他们那是要让我们中国人亡族灭种。日寇的杀人手段花样翻新，其残忍程度，只有亲身经历、目睹过的人，才会有深深的感受和认识。

　　长江上的日寇炮艇和运兵船，扬武耀威，横冲直撞，十分凶残和霸道，每当遇到满载着躲避战火难民的木船，不是远远地用舰炮击沉，就是加足马力直接撞翻。有时，日寇士兵还会站在炮艇或运兵船的甲板上，随意开枪射杀落水的中国难民。

　　一次，我和父亲刚把小渔船划到江中泊好，正准备撒网捕鱼时，一艘路过的日军运兵船上射来一颗子弹，当场把我父亲的腿给打断了。从那以后，我们有好长一段时间，不敢在江面上捕鱼。

　　我们家没有地种，连续几代人都是靠在长江里捕鱼卖钱过日子。一天捕不到鱼，没有钱买米，第二天就没有饭吃。再说，当时给父亲治疗腿伤，求大夫和买药，也急需用钱。

　　父亲的腿被日寇打伤后，养家糊口的重担，就全部压在了我的肩上。江面上无法撒网捕鱼，但日子总要过下去，我就在江边的芦苇荡里捕鱼。有芦苇作掩护，日军看不到，稍微安全些。

　　二

　　那是1938年10月初的一天。我正在长江边的芦苇丛里抓鱼，看到从远处急匆匆走来3位精干的青年人，每人都背着一个沉甸甸的背包。

　　他们的年龄在20岁上下，都留着当时城里青年人比较时兴的短平头，穿着洋布衣服。听他们说话的口音和着装，我可以肯定地说，不是我们本地人。他们看到我后，了解到我经常在长江上捕鱼，很和蔼地把我叫了过去。他们仔细向我询问了一些有关日寇炮艇和运兵船每天在长江上行驶活动的情况。

　　我把所知道的一切情况，都详详细细告诉了他们。

　　这时，一声汽笛传来，江面上由芜湖方向驶来一队日军的船队。他们溯江而上，打头的是一艘炮艇。紧跟在炮艇后面的，是一溜十多艘运兵船，浩浩荡荡，直朝九江方向隆隆开去。

　　日寇的船队，与一艘满载着难民的大木船相遇。日军炮艇没有鸣笛和任何的警示，凭借他们是钢船、吨位大，开足马力一头撞了上去。满载着难民的大木船，立刻倾覆在江中。一时间，中国落水难民的求救声、哭喊声，日寇刺耳的枪声和杀人后兴高采烈的欢呼声，弥漫了整个江面。

　　看到自己的同胞被人这样肆意残杀，我和那3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愤恨地紧握拳头，牙根都咬得吱吱响。

　　“小朋友。”3位青年人中间一位年纪稍长一点、好似是他们的头儿，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几张当时流通的法币票，“收拾你的鱼竿和鱼篓，赶快离开。这儿马上就要打仗了”。

　　我没接他递过来的钱。父母从小就教育我，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再说，我不认识他们，也没有帮他们做什么，怎么好意思平白无故拿人家的钱呢。

　　“小朋友。”他再次诚恳地对我说，“我给你，你就拿着。这些钱，我再也用不着了。你一定记住，作为一个中国人，宁愿死，都不能当亡国奴！”

　　他不容我有丝毫的推让，强行把钱塞到我的手里，再次严肃而厉声地赶我走：“你赶快离开，这儿马上就要打仗了。”

　　我依依不舍地看了一眼江边芦苇荡里，我准备钓鱼的那片水面。这是好多天来，我最看好有鱼的地方。我的鱼窝刚打好底，几支上好鱼饵的鱼竿刚放进鱼窝，鱼窝周围的水花已开始有点翻滚、水底不断有气泡冒上来。这表明鱼儿已经嗅到鱼饵、发现鱼饵，正陆续在向鱼窝游来。眼看就要上鱼了，可却强行要我离开。虽然我心里有点舍不得、不太情愿，但还是收起鱼竿，背上鱼篓，起身离开了那儿。

　　延安寻根：一场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散文）

　　夏效生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少时朗诵《回延安》，宝塔山月落心潭；今朝踏上黄土地，掌心紧贴旧时峦。中学课本跃出的宝塔山，终在寻根路上投入怀抱。暮春时节，我踏上奔赴延安的旅程。晨光洒在前行的路上，每一步都似与历史轻声对话，让魂牵多年的红土地夙愿，在窑洞斑驳的光影里落地生根。

　　天空湛蓝，白云缭绕。眼前青山如黛，曲水流觞，一个个村庄和窑洞镶嵌在黄土高原的沟沟壑壑褶皱里。车迎着夕阳缓缓而行，掠过延河，驶临宝塔，走进那片山水，融入人们心中的神圣。我开始与厚重的历史对话，与伟大的灵魂交流，接受初心的洗礼。

　　为让宝塔山的轮廓日夜悬于窗棂，我选一家酒店停歇，推窗即与万物的呼吸相拥。隔窗北望，蜿蜒曲折的延河像天际飘出的一条游龙，从层峦叠嶂的山峦间流来。龙脊掠过宝塔山的烽烟，龙鳞浸染杨家岭的星火，在黄土沟壑间奔腾为一道信仰的血脉，最终汇入民族复兴的浩荡长河。

　　夕阳西下，如血的残阳染红了宝塔山。“一道道的那个山来哟，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伴随着《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的悠扬旋律，我漫步宝塔山下。月光轻柔地洒在宝塔山古老的城墙上，像是在轻抚着岁月的痕迹。聆听延河水在夜色中静静流淌，河畔的垂柳在微风中摇曳，似是在与夜色低语，诉说着往昔的峥嵘岁月。

　　延河滔滔，成为多少热血青年的“精神北斗”。无数怀抱救国理想的热血青年，眺望着祖国西北角耀眼的北斗星，穿越封锁线奔赴延安。外国友人在延安看到了陕北高原闪闪的红星，将延安的抗战决心传递给世界。在延河畔的雨后初晴中，毛主席以“纸老虎”这一著名论断，揭穿反动派“看似张牙舞爪，却见水即软、遇风则破”的虚妄本质，瞬间点亮了革命者的心灯，铸就中国革命智慧的永恒瞬间。延河是黄土地裂开的一道血脉。它吞咽过烽烟，淘洗过草鞋，将杨家岭的誓言、枣园的灯光、西北局油画的底色沉淀为火种。望着延河水，我仿佛触摸到了历史的脉搏，那蜿蜒的浊浪里沉淀着黄土高原的星火，倒映着宝塔山的脊梁，将窑洞灯火纺成的信仰、木桌上挥毫的豪情，千沟万壑间奔涌不息的赤子之心，化作滚烫的史诗。

　　宝塔山是一座激励着全国党政军民坚定信仰、勇往直前、走向辉煌的山。“只有登上了宝塔山，才算是真正到了延安。”第二天朝霞初现，宝塔山峦如黛，延安宝塔静矗于云端之下，仿佛大地向苍穹寄去的一封古老信札。塔身斑驳，砖石风化，每一道纹理皆是历史的低语。塔底辟有南北两座塔门。推开北门，一股凉意裹挟砖尘气息扑面而至，门内阶梯窄而陡峭，盘旋而上，似一条蜷缩的巨龙脊骨。攀爬时，手指划过砖面，顿感千年沉淀，阶梯如同时间的藤蔓，每一级都结着故事的果实。

　　登至塔顶，豁然开朗。俯视红尘，延安城廓尽收眼底，高原风光在脚下铺陈如卷。风过耳际，似有范仲淹“胸中自有数万甲兵”的石刻豪语在谷中回荡。那些被风霜剥蚀、战火熏燎的宝塔古砖，每一道裂痕都蜿蜒成岁月的河床，砖缝里沉淀着硝烟与星火。子弹呼啸着凿进砖石，却凿不穿信仰浇筑的城墙。这凹凸的伤痕是大地最深刻的铭文，书写着“纸老虎”被粉碎时的轰鸣，与宝塔山巅永不坠落的星芒。

　　“穿过宝塔投下的信仰之锚，我奔向钢铁与鲜血铸成的记忆殿堂。”革命纪念馆的穹顶兀然矗立前方，似一座精神熔炉。那些沉睡的步枪、电文与铜像，正以沉默的引力，召唤每一颗朝圣的心。这座矗立在黄土高原怀抱中的历史丰碑，如同一座时光的桥梁，引领着前来寻根者穿越时空隧道，与历史进行一场无声的心灵对话，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

　　延安革命纪念馆广场中央，青铜身躯如山岳峙立。中山装肃穆如战旗，叉腰的臂弯圈揽万里疆场，目极之处的苍穹下，仿佛仍有《论持久战》的墨香在硝烟中弥漫。当正午的烈阳倾泻而下，铜像周身浮起圣洁光晕，基座上镌刻的姓名与誓言，在光芒中熔铸成滚烫的信仰图腾。

　　救亡团是青年的园地（报告文学）

　　苟文彬

　　接到采写革命英烈的任务，我有些激动，因为从小到大脑海里一直住着一个英雄梦。看到英烈名单时，陈铁军、罗登贤、黄甦、邓培等耳熟能详的都已有人写，我可选择的写作对象已不多。看到“廖锦涛”的名字时，有些似曾相识，向广东佛山市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人员指了指：就他。回到家里查阅，发现关于廖锦涛的线上资料很少。惶惑之余，我打算去廖锦涛的故居走走。

　　盛夏7月，佛山市南庄龙津村廖锦涛烈士广场上，在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赠送的2.7米高廖锦涛烈士铜像面前，一群基层干部在重温入党誓词。铜像背后是一幅27米长的马赛克壁画，万里长城气势雄伟，锦绣河山壮丽多娇。设计者以大气磅礴的匠心，为我们映衬出廖锦涛27年激越而信仰坚定的革命人生。

　　一

　　1914年，廖锦涛出生在龙津村，3岁时父亲病逝。他在这里度过童年，还在村里良宝沙小学读了两年书。后依靠在广州工作的庶母林瑞生和亲友们的接济，廖锦涛在广州读完小学、中学，后来考进广州大学政治经济系。

　　广州是中国近代和现代革命的发源地，廖锦涛少年时期就耳濡目染了不少仁人志士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的事迹，一颗“立志报国、寻找真理”的种子便在心底种下。刚踏进广州大学校园，廖锦涛就积极参与爱国进步活动。1936年，通过亲友介绍，廖锦涛来到澳门，在岐关车路公司统计科当办事员。1936年夏秋间，廖锦涛遇到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以下简称“全救联”）理事周楠。这位来自广东香山（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香山县后改名“中山县”）三乡平岚村的老乡，成了廖锦涛加入党组织的引路人。廖锦涛以岐关车路公司为阵地，建立读书小组，成立中国青年救护团、“前锋剧社”等进步组织，采用公开或半公开的形式在澳门进行爱国宣传与组织。

　　1937年春的澳门，一切抗日救亡的力量，都在民族存亡的土壤里苏醒。“我宣布，廖锦涛同志从今天起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现在，我们一起宣誓。”面对党旗，廖锦涛激动地紧握拳头，发出铿锵有力的声音宣誓。那一刻，他矢志不渝地把自己的丹心碧血甚至生命，全部献给祖国。

　　“根据组织研判，日本很快会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你要积极发动青年职工组织读书会，学习政治时事。你要领导和参加基层职工和青年学生组织的读书会和救亡剧社、救护队，联络各社团的积极分子，大力发展进步力量，推动抗日救亡宣传，为筹募运动、救助难民慰劳军队工作做好准备。”周楠这样对他说。

　　二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澳门同胞以血浓于水的赤子情怀，迅速投身到祖国抗日救亡的大潮中。

　　1937年8月12日，由澳门《朝阳日报》和《大众报》联合发起组织“澳门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以下简称“澳门四界救灾会”。由于葡萄牙“中立”，不许澳门爱国社团公开使用“抗敌”“抗日”“救国”“后援”等词语）的代表大会在澳门柿山（炮台山）孔教学校召开。在这次由50多个社团、上百人参加的会议上，廖锦涛以“前锋剧社”代表身份，当选理事会理事兼宣传部副主任。

　　廖锦涛担起宣传部副主任之责，执笔书写力陈日军暴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四界会宣言》。发布后，犹如波涛汹涌、义愤填膺之濠江惊涛拍岸，唤醒无数澳门儿女。他发挥出色的组织能力，积极团结大批爱国青年，开展新闻、文学、戏剧、歌咏、美术等活动，大力宣传抗日，揭露日军的侵华暴行，传播华夏儿女紧密团结抵御外侮的救亡主张。

　　1937年8月12日至1938年10月上旬，澳门四界救灾会的主要工作是宣传抗日救亡及动员慰劳、筹募钱款，通过募捐、宣传、慰问等活动，反复高唱《松花江上》《大刀歌》动员各行各业实行义卖义演义捐等社会筹募。一时间，澳门同胞的爱国热情和觉悟空前高涨，许多感人肺腑的场面洋溢在濠江上空并传遍东南亚，感染并鼓舞着当地华人华侨或义捐或投身到祖国抗战大业中来。

　　8月24日，刚成立不足半月的四界救灾会，便派出宣传队奔赴中山等地进行宣传。他们深入乡村张贴标语，发表演讲，表演话剧，举办军民联欢会。9月5日，四界救灾会在清平戏院举办游艺大会，演出《还我河山》《前进曲》《抗敌歌》《布袋队》等歌曲戏剧，让观者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廖锦涛也在四界会组织的一场又一场轰轰烈烈的募捐、宣传、慰问活动中，充分展现出自己卓越的政治才能、组织领导能力，不仅在澳门四界会组织里的威望日渐“众望攸归”，也让上级党组织觉得这是一位难得的抗战干将。

　　1938年年初，中共澳门特支成立，廖锦涛为组织委员。根据时任中共香港市委宣传部长周伯明的指示及传达的全国抗日形势，廖锦涛带领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到公开合法的救亡团体中去，广泛进行抗日宣传，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形成爱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成功发动群众团体到中山县的乡村进行抗日宣传，还先后动员和组织一批爱国青年加入“会宁华侨回乡服务团”和“惠阳青年回乡服务团”。在这个过程中，廖锦涛积极发展进步力量，把先进分子吸收入党，而他也逐渐成长为澳门救亡运动持久发展的中坚力量。当年8月中旬，中共澳门工委会成立，廖锦涛担任组织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