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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过年的旅途中，人们总会期待遇到一些暖心的人和故事，可能是一位善谈的邻座，可能是对面温馨的一家老小。如果命运垂青，或许还能来场美丽邂逅。只是万物守恒，同样有可能发生在身边的，也会有高铁上被霸座、大巴上带萝卜白菜被罚款的糟心事。
几天前，一辆行驶到湖北监利县的长途大巴车，因为汽车行李箱放了两编织袋的肉和蔬菜，被当地交警罚了200元，原因是“客货混装”。事情被曝光后，当地交通管理部门很快以“证据不充分、法律依据不足”为由撤销了处罚决定，涉事民警也被暂停执法工作，接受调查。
春运期间，人流车流剧增，为了乘客安全，交通执法理应比平日更加严格谨慎。但如果仅仅因为手握执法权而任性执法，不是无知，就是有私利驱使。
我国法律确实有客运车辆不能违规载货的规定，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对此进行了明确的界定：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
很显然，监利这位交警把行李箱里的萝卜白菜认定为“货物”，与常识相悖，也于法无依。本来应当保障春运车辆的顺畅通行，结果却在人们过年回家的路上“添堵”，这位交警被曝光、处罚，这口锅背得不亏。
这件事在一阵“奇葩”“荒唐”的嘲笑或愤怒中很快翻篇，成为繁忙春运里的一段小插曲。但很少人注意到，本就脆弱的执法权威再次遭受打击。公众和执法者间的裂隙就在一次次的违法执法中被拉大，久而久之，执法者公平正义的属性不断被消解，质疑和不配合执法就逐渐具有某种“舌尖上的”合法性。
从过往新闻报道引发的讨论来看，小商贩不管是否违规，在与城管的对抗中就是正义一方。一些治安事件的处置中，经常会听到“警察打人啦”的呼喊声，认为警察是野蛮暴力的。因为时常被置于“非正义”的一方，执法者在现场执法时，也会有所忌惮，很难做到底气十足。况且，时刻都可能到来的“恶意投诉”，分分钟能把自己变成一个“受害者”。
另一方面，执法权威弱化，降低了有些人的违法成本，无赖们不用担心因为践踏规则受到处罚，反而能得到实惠，何乐而不为？
“高铁霸座男”可以在乘警介入的情况下，若无其事地霸占别人的座位。受侵害的一方只能在全车厢人的注视下，接受重新安排的座位，像失败者一样妥协。
很长一段时间内，交警和大巴司机已经形成类似猫和老鼠的关系，所以在面对行李箱放萝卜白菜的司机时，监利的交警可以理直气壮，“铁面无私”地开出罚单。但当高铁乘警面对一个不知什么来头的霸座无赖时，却显得无可奈何。
实际上，不管是违法执法，还是执法无力，都是对执法权威的一种伤害。
执法者在现场执法时拥有“自由裁量权”，用最小的社会损耗，换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是执法者应该遵循的原则。但如果需要采用“必须且必要”的执法手段，才能维护公共秩序，才能保护公民的合法利益不受到侵害时，也不应该有丝毫犹豫。
“自由裁量”是指执法者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作出的最优选择。它可以让大巴司机不必担心因为莫须有的“违法行为”影响行程，让“高铁霸座男”尝到“合法暴力”的苦头，而不是裁量谁是“软柿子”，谁是“硬骨头”，再决定是否执法、如何执法。
执法权威需要执法者维护，也需要被执法者的尊重。在北美，“绝对服从警察执法权”是一项“铁律”，任何不服从要求的动作，都会被认定为“可能会对自身或社会安全构成威胁”，最终造成严重后果。
国内对待执法者的方式却不太友善：把执法者骂哭，脱衣服、倒地不起，甚至撕咬、殴打执法者。人们用这些方式表达质疑和抗议，或者单纯为了对抗执法。
被执法对象有权对执法者提出质疑，但这种质疑可以更多在事后通过行政救济方式进行，比如申请行政复议。
隆冬的北半球每到这个时节，就会出现一个快速升温的地方，中国。春节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情感”，期望在这样的节日里，不同身份、职业的人可以互相理解，弥合裂隙。执法者和普通公民能够互相尊重，让回家之路变得真正顺畅。
一袋萝卜白菜，可能是打工父亲带给孩子的。一个被围观人群殴打的穿制服的年轻人，可能才第一天上班。在这个亿万人流动在路上的节日前夕，不管是执法者，还是普通旅客，都在期待着与家人团圆。
杨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