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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60岁的李福昌明显老了，他说话吞字，偶尔被口水呛到，走路一瘸一拐，脚趾肿得像紫茄子。可他的儿子说，如果社会是一场充满挑战的游戏，李福昌就是那个成功通关的“非人民币玩家”。
他一生的角色包括农民、工人、美术教师，还开了20多年面馆。几十年后达成的成就，是在西安买下3套房，为妻儿落了城镇户口，将两个孩子供上大学。
通关全程平淡无奇，类似绝大部分中国人的一生。他堪称“普通”，普通到记忆被时光冲刷，最后说不出成功在何处。
幸好有日记锁定细节。过去40年每一个劳累的夜，他都在写，最终填满70个本子。载体由国营工厂的信笺变成了精装皮革本，记录者则从酒后长叹“太难活”的年轻人变成了总在笑，只顾将儿子的凉茶水倒进自己保温杯的老人。
一些东西至今仍未失效。比如将日记里每一日的不安或喜悦总结后，能看清这叶个体的扁舟，如何在非典、经济危机的浪潮中驶过。农村人在城市站稳脚跟的事，今天也仍在发生。
儿子敬佩李福昌，愈发感到自己走着类似的路，作相同的选择——这令他心安。他说自己父亲的一生，是这个国家最普通的样本，也是一个时代不应被忽视的寓言。
一
1994到2016，22年，李福昌经营着这个国家天大的事——吃饭。
日记最早的记录里，他在工厂做行政秘书，餐饮是副业。每天清晨4点擀面，然后去工厂，洗手后写厂长讲话稿，午饭前从单位提两桶烧好的热水到附近的门面。食客大多是工人，自己带餐盒，不要服务员。
上世纪90年代，工厂倒闭了，他再也不用和工友一起，苦等那些永远不会再发的工资。直到1998年，这样下岗的“李福昌”，全国上下，国有和集体企业有7000多万人。
他开了自己的面馆，在2000年8月的一篇日记里说，“今天忙着招呼顾客，裤子裂了一天都没发现”；两年后的日记写道：“我非常劳累，可能哪天眼睛一闭，永远休息去了。”
他信奉着小本生意的真谛：省的就是赚的。多出来的利润包括自己充当壮劳力，亲自去菜市场买菜，一次省50元，时刻监督厨师和服务员。代价则是累，瞌睡在任意时间袭来。有次他骑摩托载着刚买的菜，倦意突然降临，一头栽在路边。菜洒了一地，行人吓傻了。他爬起来去旁边的商铺洗脸，用风油精抹到太阳穴上，收拾下走人。
另一天清早，骑车运菜时被出租车刮倒，他滚进了路边修电缆的土坑。坑有4米深，他在里面弯曲成U型，沙土进到眼里，什么都看不见。环卫工用绳子把他救了上来。还有一次失足发生在自家饭馆的临时仓库，一间没修完的毛坯房，里面有坑洞仍插着钢筋。当天生意好，李福昌冲进来拿菜，跌进去，钢筋在大腿上戳出指头粗的洞。
他至今说话仍自带手势，语调上扬，最后一字狠狠加重语气。他把这些事当作荣耀，比如自己58岁时还能拖动几百斤的货物；也是那年，为了不耽误营业，他凌晨3点起床，卸下头晚坏掉的抽风机，然后敲开维修铺，给店主递烟、赔笑、说好话，早饭时一切恢复正常。
老板操心一切。李福昌说员工“给再多的钱，也不和你一条心”。厨师偷着把面条倒进泔水桶，一天毫不节约地用掉30斤油。聪明的服务员总偷懒，木讷的则不会招呼客人，共同点是爱玩失踪——突然回老家或单飞都有可能。他曾让信赖的后生住在店里，夜里看护。后来发现那家伙偷配了钥匙，每晚从柜台里盗取10元20元，去网吧玩通宵。
日记里记录了很多啼笑皆非的事。2000年前后顾客赊账成风，他不得不在店里张贴自创的打油诗劝阻。还有瘾君子来吃面，吃完用玻璃把嘴划烂索赔；喝醉的人则在店里斗殴，把桌子统统掀翻。10年前，工商吃饭有时不给钱，市容管理的人态度恶劣。
有一次，他们把李福昌摆在室外的桌子拖走，李福昌夫妇冲上去和他们争抢，服务员都在旁边揣着手看。事后问为什么，员工说，“那是你们的桌子，又不是我的，我挨打怎么办。”
也有另一种视角。李的爱人王芝琴说，老李太凶了，说话又很大声，总在店里呵斥服务员，“你！你！快给人倒水。”这令顾客受用，却让员工焦虑。她曾看着一位刚来的姑娘绕着桌子，很搞笑地来回跑，就问她在干啥。对方很紧张，说她也不知道，就怕闲下来被骂。
“人活着就要干嘛！”他试着辩解。
李福昌在工厂时，每晚画海报到凌晨两三点，上世纪80年代做过一段时间美术教师，一天兼7个学校的课，冬天骑车来回，雪糊在脸上结块，脚也冻在棉鞋里，回家后搁在火炉边化开。
为什么这么累？很简单，真的只为钱。家里4个老人和两个孩子要供养，他不知道多少钱能提供安全感。“每天累得绝望，但是晚上把钱塞进保险柜时就很高兴。”
他从未觉得这种活法有什么不妥。唯独有一次，那是2000年的冬天，强烈的无聊突然降临，他感到必须立刻来一场娱乐，于是买了一张电影票。电影院的椅子很柔软，温度适宜，阴暗又安静，他睡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午觉，十分满足。
不过，他完全不记得自己看的那场电影是什么。也从没人问那天下午他去了哪里。
二
改革开放头些年，做生意还被人瞧不起。上个世纪90年代，李福昌在工厂兼职开饭馆，主顾大多是工人，有天工厂突然下午放假，工人回家吃饭，午餐可能白做了。于是他端着面条跑到工厂门口，逆着人流叫卖，尽可能拦住熟人。有人嘲笑他，也有人拿出了饭盒。那锅面最终卖完了。
他记得那天很希望妻子和他一起去。但王芝琴不愿意，“她觉得好丢人。”
过去20多年，夫妻间大多争吵由生意而起。比如很多顾客等着上菜，厨房端出一碗面，有点瑕疵，王芝琴会觉得“差不多”。李福昌却总喝令重做，不听任何解释，员工因此烦躁。
他们的儿子李鹤飞年少时也听过来自后厨的争吵。那是夏天，一些菜放得久，有一点味道，但算不上坏。母亲认为用水焯一下可以用，父亲却坚持要倒掉。还有父亲坚持给只点一碗面的顾客送小菜，家人和员工都觉得没必要，看不到任何利益。
20多年的日记里，只有那么一次，发生在2011年的8月19日晚上，李福昌卖了一份13元的凉菜，里面有些是中午做的——这不过分，可顾客觉得不新鲜，吃完不开心，结账时嘟囔不值。53岁的李福昌于深夜里懊恼：“根本不是因为钱……我知道错了，糊弄了客人，决不能再犯。”
“顾客永远是对的。”所以如果有人喝醉了酒，办法是加强服务，甚至送菜，让他羞于发酒疯；有人说菜里吃出了头发、虫子，永远不要争论，永远。立刻重做一份。
生意好的年景里看不出区别。无非是其他家缩减成本，单份菜赚多些；李福昌家人气旺，薄利多销。结果差不多。但到了特定的关头，比如2003年的非典，“整条街的饭馆都空了”，他的餐厅却成了唯一不受影响的那家——大家还是要吃饭，只是怕不卫生。李福昌被信任，于是活了下来。
他说，20多年里，从没有生意做不下去的时候。搬到新地方做生意，人气不旺，他在街边大声吆喝。他擅长画画，在店门前支起黑板，定期更新黑板报吸引眼球；还一度在餐馆里支一块板，顾客可以留招聘或是商品买卖的信息，也能带来人气。
西安城没禁烟时，李福昌的柜台上摆着好多打火机。看到某人想点火，李福昌立刻冲上去送一个，还能道出熟客的姓，顾客就很受用。还有一对夫妻，丈夫是残疾人，妻子推着轮椅进餐馆的院子，李福昌总跑过去帮忙。吃饭时再给男人腿上垫块布，不让他着凉。他们很感动，变成常客。
2009年相对难。金融危机越过大洋仍有余波，李福昌则因为租约到期，将店从一条只有3家餐厅的街，搬到租金更高、还要和上百家同业挤在一起的地方。李福昌那年2月在日记里写，“我要趁这段时间学习……经济形势总会好转，充实过上几个月甚至一年的‘冬天’。为即将到来的‘春天’做丰富的知识储备。”这是日记里唯一一次提到形势。
其实翻过20多年的日记，李福昌几乎遭遇了普通人做生意的所有难题。只是他自己解决了，没归咎于时代，甚至没意识到这是普遍问题。他在日记里说踏实打工的人越来越难找，剪报里的“用工荒”开始登上头条。不变的是每年都给所有员工备上年货：水果糖、衣服、罐头、糕点、茶叶。他夏天买一大筐冰棍，大家围在一起吃，这样氛围很好，员工会多干几个月。城市“创卫”，厕所都要贴瓷砖。市容隔三差五抽查，增添很多成本，但也熬过来了。后来做餐饮的越来越多，用现在的话说，成了“红海”，有同行挖他的员工，让工商局来查他，李福昌心知肚明，却没感到影响。
也有人劝他转行。2003年年初，吃饭的顾客们都在谈经营，很多人注册了公司。有人让他参与集资，很快捞一笔，他在日记里写，“看似是肥肉，不知能否吃得下。”然后非典来了，泡沫也碎掉了，大多数公司眨眼间消失，人们不再讨论。身边的人还邀他去南方听课，成为百万富翁的那种——那时他不知道传销，只是下意识排斥，理由很简单：天上不会掉馅饼；就算掉了，能力不够接不住，要“家破人亡”的。
强烈影响他生意的只有房租和拆迁。临近的菜市场一个个拆掉，买菜越跑越远。城中村渐渐没了，他喜欢的那种偏僻、便宜但宽敞的店面愈发难寻。近年来所谓的旺铺，窝在高层楼下的门面房，大约100平方米，一年要45万元租金，他在日记里惊呼“真是吓人”。2009年遭遇“二房东”，租的店铺时常停电，下水道总是堵塞，喷涌秽物，顾客们在恶臭里吃饭。他实在撑不住，主动关店。
好在办法还是比困难多，直到2014年开最后一家店，他又找到满意的门面。那里偏僻，冷清，所以便宜。房东看他年纪大，心疼他，劝他三思：“之前生意都很差……”
“你看我的。我来干，生意就好了。”
李鹤飞现在也管理一家公司，他说在父亲身上，“迟钝”和“成功”不矛盾，很多事情时间久了才显露出意义。
如果去问李福昌有关时代的问题，他会开心地笑，然后给出很大的回答，说40年特别好，大家都富了。
事实上，他和时代潮流最近的一次，也完全呈现令人语塞的巧合。那是他20多年前做生意的决定。当时省里的单位要调用他，能解决他妻儿的西安城市户口，厂里却不放人。所以他在厂子开店，用工厂的燃煤和热水，不是想赚钱，求的是厂里把他赶走。
三
李福昌感慨，现在的年轻人不理解上辈人对城市户口的执念。
2011年的日记里写道，“看不到任何进入城市的迹象……想起来就想哭，走到今天真不容易。”
回忆的时刻是1977年，那年“黑五类”李福昌高中毕业，进入生产队劳动。
读书之外，参军是离开农村的主要方式。李福昌1978年报名，和十几个年轻人在村前空地集合，部队里的军官沉默着端详。村里会计猛然将他拽出，你这是干啥？你家那成分，还能当兵？
直到1979年，李福昌报考美术学校。因为成分不好，他又一次被拒。
“你知道吗？和我爹一起画画的叔叔，早都当美院教授了。”李鹤飞说。
多年后，他说，这是当时整个社会的风气，他并不怨恨某个具体的人。
进城是目力所及的唯一出路。1982年，他在书信里愧疚地告诉王芝琴，厂里暂时不招临时工，帮她找工作的事儿告吹了，两人继续分居。后来到西安的工厂，车间里“一点书都没读”的工人用恶心的话骂他，开下流的玩笑。他当上办公室主任，只是劝女工不要再偷厂里的物料，就被她男人光天化日下打。1992年工厂改制，他代表合资方办事，老领导不平衡，说他是“叛徒”，当众骂到他痛哭。
哭不仅因为委屈。他觉得和这些人不在一个世界，但因为出身低微，他要不断向上爬。
更何况，到了城市又怎样呢？还是很穷，妻儿仍旧是“农村人”。85后李鹤飞幼时去找玩伴，还能在门口听到来自大人的劝告：不要和李鹤飞玩，说话口音都不一样。李鹤飞想看看同学的玩具手枪，人家让他把手伸出来。好的，然后子弹射出，打进肉里。对方往他伤口上拍了张游戏卡片，“你走吧。”
和朋友们放学回家，其他人吃着冰棍讨论新买的玩具，他很羡慕。“不是羡慕玩具。我他妈只是羡慕他们手里的冰棍。”李鹤飞说。
后来李福昌为了督促孩子学习，画了幅画挂在家里。画上同时有高楼和土路，意思是学好就留在城里，不好就回农村。那时全国各地流行花上万元买“农转非”指标，国务院甚至于1989年发文，要求各地严控“农转非”过快增长。陕西省1988年转户7.8万人，1990年指标锐减至4.1万。
所幸这家人都留了下来。2001年，李福昌拿着一布袋10元现金买了商品房；紧接着办下全家人的西安城市户口。那天的日记是：心情好啊，从出生起就被人欺负……可算过来了。
现在是“金钱社会”了，这也是他在日记里的总结。村干部来他的餐厅，说村里在修路，希望他捐款——没问题，送上1000元，还管一顿饭。老乡知道他发了，回老家时他再借东西：要梯子，立刻给；想骑摩托，马上送来。李福昌发现，只比其他人强一点时，人们会嫉妒；如果强很多，只有纯粹的佩服。
但也没必要膨胀，李福昌更多的感受是“赚钱好难”。所以李鹤飞很久都不知道家里买了房，一家人长期住在租来的平房里。李福昌不买皮鞋，1985年买的风衣穿了10多年。不赌博，不喝酒，后来连烟都戒了。身边做生意的朋友破产、离婚，他更加小心谨慎。
为数不多带有炫耀意味的行为发生在2013年夏天，他回老家盖新房，自己睡在工地的帆布棚子里，去野地上厕所，两条腿长满荨麻疹。但他修很大的院子，给村里的民工开二三百元的高额日薪，散名牌烟。
村里人都知道了他的排场，这令他将心事放下了一些。那桩心事困扰他30多年了。妻子娘家的亲戚告诉他，结婚时，王芝琴自己推着自行车，从自家走到他村口，一直哭，委屈地哭。他从未和妻子讨论这件事。
四
李福昌人生最初的记忆是三年自然灾害。妇孺的食物包括地下的根须，榆树皮内侧刮下来的瓤。床底下塞满玉米皮，那是父亲的吃食。他用衣袖擦鼻涕，第二天醒来，沾有鼻涕的布料被老鼠啃走了。
很穷，但他感谢他的家庭。母亲是高大强硬的女人，能扛起100多斤粮食。凌晨4点起床，母亲往往满身汗地耕完一轮地，为他煮早饭。李福昌的父母都乐观，没读过书，但意外懂得鼓励孩子。他们总夸奖李福昌——哪怕只是猪草割得整齐。孩子被村邻欺负时，他们立刻站出来。这令他快乐。
日记里不乏父慈母爱的回忆。像他12岁时罹患脑炎，住院40多天，母亲一直陪在身边，用医院的茶炉煮鸡蛋，递来时总不冷不热。康复期的他莫名暴躁，功课落下被老师留堂，母亲一天天背着他出去散步，有时忧心地守在校门口。此后的人生里遇到挫折，他总以一种中国式的宿命观安慰自己：早该死掉了，父母又给了第二条命。
于是李福昌得到的优待复制在儿女身上，只是要赚更多钱，过更好的生活。这也是社会风气——上世纪90年代还在工厂时，领导和他闲聊，说李福昌你很优秀，但你能买房、给家人落户，然后供孩子上大学吗？他点点头，觉得非常对。这就是“目标”了。
儿子从中考到高考的4年里，李福昌有两个版本的日记：一个是他自己的，里面充斥着普通中年男人的丧气，“为什么要活着”；另一个写给儿子，每天放在床头让他看，里面是大段大段的寄语（大部分是心灵鸡汤），穿插着每天的评价，诸如“你好棒”“爸由衷为你高兴”。李鹤飞初中时是职校的吊车尾，最后考上四川大学设计专业。亲友间轰动，很多男人开始模仿李福昌给孩子写日记。然后过了一个多月，这些人都来说：老李你真行，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李鹤飞说那些日记，其实他看的不多。高中进步是学了自己钟爱的美术，想努力了。不过他很感谢父亲，一是以他初中的烂样，大部分家庭早就放弃，没必要再投入；二是日记一直更新，他至少从父亲那学会了坚持，也知道自己被关心。
李福昌的视角更能呈现一位父亲的细腻：李鹤飞中考前压力很大，跑到空地上嚎啕大哭，李福昌其实躲在旁边的树林里偷看，但什么都不说；高中去开家长会，儿子在校门口提前等他，还备了纸和笔。这令李福昌高兴许久，觉得孩子变了，“可以放心了”。后来李鹤飞有次烦躁，说“不想在这个家待着”，他在日记里偷偷“震惊”，长久地反思，是否给的压力太大……
李鹤飞大概5岁时，李福昌带他去浴池洗澡。他不愿意，父亲哄说“沾一下水就行”。去了才发现父亲不是那个意思，于是大哭，说李福昌是骗子。这其实是一件小事，但李福昌感到“警醒”，原来孩子如此将父母当真——于是他戒烟戒酒，不再打牌；开始夜跑也是为了做榜样；后来李鹤飞上高中，他晚上连电视都不看了。
两个孩子都变得懂事，考上大学、研究生，找到很棒的工作，李福昌生活的重心又倾向赡养老人，“尽孝要趁早”。强烈的感受最早来源于老丈人的离世，他在日记里写：
“看到芝琴的脸庞，我身上的肉都在抽动。回忆起坐在灵堂那伤心的表情，我的心都碎了……我要全身心地将任何苦难挡在身外，不能让她受苦。”
丈人、丈母娘、父亲一个个离去，只剩下自己的母亲，一代人要彻底告别了。那无疑是他生命里极度重要的事。2016年的日记里充满了细节，他记录最后一天，“像夏日的黄昏缓缓降临了，母亲到临终时，一心不乱，天心月圆……来不及对娘十分的表达，来不及实现诺言，来不及给娘最后的拥抱，很多话来不及听……”
李福昌2016年彻底关了餐厅，不再经商，和母亲、爱人一起回了老家那栋修好的大宅，给母亲洗脚，看着她微笑着入睡，在大树的荫蔽下乘凉，听她讲自己的一生，陪她拜菩萨、给舅舅送纸钱，做许多说不出意义的事。
那几个月，他画了200多张速写，主题全是母亲。老人努力从床上坐起，端着饭碗微笑，执着地戴着花镜做针线，蜷身在角落里拾掇“百宝箱”，享受儿媳的按摩。画的空白处有李福昌的随笔，大多平静安详。
但他又在日记里摘抄，说死亡肉眼可见，缓慢但不可抗拒，如同阴云压顶。他记录母亲激烈呕吐，被疼痛折磨得大喊，向医生尽可能夸大自己的痛苦。这时的李福昌会羞愧，感到“母亲还没有活够”。所有记录里有阴暗，也有快乐。痛苦是长久的底色，快乐是偶发的高潮。但苦太多，快乐反而值得浓墨重彩。
在生命的最后一天，母亲告诉他：“我把你养成了，我没有遗憾。”到了晚上，受疼痛困扰，长期坐着休息的母亲说，今晚想被平放，她要舒服地睡。
五
日记里偶尔也有不一样的细节。2016年中旬的某日，李福昌写道，“晚上第三次给老娘洗脚，她心里明白，就是不心疼我……”
后来，“不”字被重重涂掉，接下来的抱怨话也被修改了。
类似的事情还有几例：和妻子吃饭，发出声音被嫌弃，“她还要学一学，我非常（不）讨厌。”那个“不”字加得过于刻意，并不难识别。采访最后一天，记者提出这些。李福昌愣住几秒，回答说她们毫无疑问是他最爱的人，愤怒、忧伤也是真的。只是两三天之后再看那篇日记，会觉得当时的情绪很突兀——她们还是那么可爱，所以就改掉了。
日记里也记载了很多伤害他的人，比如当面交好、背后辱骂他的工友，不顾情谊突然失踪的店员。可那位前雇员又在李福昌开新店时帮了大忙，曾经交恶的人也恢复往来。他在上世纪的日记里抱怨，工厂里的老同志很不好，处处针对他。2012年翻看时忍不住加了批注，“难以想象。我当时确实没有尊重到位，让老同志很没面子！！！”
他说人性是善的——看陌生的食客们就行。他们从不吝惜夸赞美食；李福昌总害怕故意遗失财物的“碰瓷儿”，但没有，失主都千恩万谢；后来他在餐厅办黑板报，重拾绘画，真有人在店门前不留名地放块黑板……但他又说除了直系亲属外，所有人都是“利益关系”。
近些年他为环卫工和学校的孩子画像，有对社会的感谢，但更多是“自己老了，想留下些东西”。这两年自费跑去青岛，帮残疾人夫妇开面馆，凌晨四五点起床操持一切，除了善心，也归咎于放不下经营的本事，还想过开店的瘾。他习惯了对一切乐观，但本质上更相信自己。
他也从未感到生活到了“完美”的境地。母亲去世后，兄妹几人鲜少联系。没处理好亲情，李福昌感到遗憾。他在日记里频繁许下开酒楼的宏愿，到2016年不了了之。
如今的环境已令他陌生：租金成本飞涨，网络和连锁也摸不透……所以“东山再起”只能搁置，虽然他“还有很多做生意的好点子没有实践”。
何况王芝琴坚决反对他继续经营。她骂他是骗子，曾经约定的周游全国毫无实践的苗头。骂到老李也开始反思：他做老板有成就感，有乐趣；妻子似乎只感到压力，一直在干活。可能是该妥协了。日记里的经历愈发少，感悟愈发多。他有一天写：前半生“不要怕”，后半生“不后悔”——凡事都该考虑清楚再做了。
李福昌自嘲在家里也没地位。儿女长大后回家聚餐，妻子只招呼他们，为他们夹菜，李福昌仿佛不存在——他一度为此生气，后来想开了，觉得这就是家。所以现在聚餐，到了饭点，李福昌在书房写字画画，出来才发现其他人早已动筷。他就在旁边“嘿嘿”地笑，赶紧拖出凳子坐下。
李福昌确实慢下来了，他说“心轻者上天堂”，给年轻人讲俗套的寓言：上帝许诺一个人，跑过的地方都属于你，于是那人就累死了。2015年，他重拾画笔，在店门前堆积的啤酒箱子上搭起画架，慢慢回忆结构和线条。这又成了他如今最主要的消遣，作画时的投入与兴奋与40年前没有区别。
“该停就停下来。”和所有人一样，他的身体紧随年龄报警。牙疼、感染、头晕耳鸣、容易感冒，体重需要控制，腿脚越发疼痛。他每天清晨做200下高抬腿，120次踮脚，50个深蹲；再配上5~10公里的夜跑。他坚信运动能促进代谢，长出新的细胞；每晚反复着痛到极点然后麻木，战胜疼痛的过程让他心安。这是他对待不完美的方式，是他一生的习惯。
晚上，他把肿胀的双脚放进热水，用木铲上的粗糙锯齿戳那些敏感的穴位。他再次感到疼痛，然后涌出舒适。妻子去儿子家照顾刚出生的孙子，客厅里只有他自己。他曾为这双脚担忧，时至今日却丝毫不害怕了。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程盟超
